[..]
同时被团支部列入“整风”重点对象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班长,“三等甲”学生,听说他的家比我们更有钱,更加“资产阶级”,而且社会关系颇为复杂,所以要“整一整”,“考验”一下,看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说话。”另一位是班上的“老前辈”,当时已有妻小,从小当店员,是**给了他上中学的机会。凭着“工人阶级出身”这块红招牌,他经常在班上大言不惭地盲加评论,虽说都不是关于政治的问题,却每每针对班上的几位头面人物,如团组委和宣委之流,偶而也涉及学校领导当局。因此他们说他蜕化变质,是“工人阶级的败类”。决定在这次“整风”中矫正一下这只不准时的闹钟。
4月12日团组委把我叫到一颗树下对我说:“支部决定让你公开接受群众的审查。你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挖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我表示不能理解,并趁此机会把心里的想法都抖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整团”会整到我的头上来。是因为“鸣放”?还是因为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我不得不把自己一段来的表现宣扬一番。可是团组委根本不想听我解释,他只要我的检查。
我的初次检查(即“交心”)送上去。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急促不安地在他的床沿边坐下,眉头皱得结起一个大疙瘩,极力要把一颗想逃去的心锁住,眼睛死死盯住墙角,仍然掩盖不住自己的恐慌。团委书记似乎不想看我这付表情,一会儿望着我的脚,一会儿又回头去看他桌上翻开的一个本子。他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想法,说我的“交心”很不好,没有触及灵魂,不敢上纲上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沿”,要我把跟朋友交谈的话,通信的内容,统统写出来。要在班上公开作检查。
我极力表现出诚恳,把一切都承诺下来,丝毫没有考虑别人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团委书记的要求我该不该照办。我唯一的想法是赶快让我过了这一关。我象是别人手中的猎物,要怎么处置是他们的权利。我只希望早一点毕业,好离开这可怕的地方。我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理想,只要能离开,干什么都行。我不能预料将来的结局会怎样。4月14日学校已经开除了高三丙班陈龙泉同学,说他在“大鸣大放”中“思想极端反动”。
从团委书记那里回到家,我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里,无力地躺在床上,想着前前后后恶梦般的一幕幕,心里有一万个“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叫人“鸣放”,如今却要找碴儿;我不明白自己出于积极表现,如今却得到相反的下场;我不明白自己已经醒悟,如今还要遭到摧残。我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这些,宁愿自己承担痛苦,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切还会好起来,时间会医治任何创伤。但是如何能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把握,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懂得怎样隐瞒。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重大问题,家庭所有成员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说我没有一点反动基础要这样干,更不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也许在我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读过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集,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此外,凡学校图书馆里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没有漏过,学校图书馆没有,就跑到县图书馆去借。而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同时我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把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怀,温文尔雅的谈吐,以及理想美满的婚姻,作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标,企图充实自己的思想,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以在同学中显得学识渊博。虽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开拓得很宽,从简单的认识进入复杂的想象,从充满好奇的了解到兴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进了一个虚幻的社会里,一个不存在于这里的社会,导致自己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曾经看不惯周围的人,嘲笑他们“粗鲁”、“庸俗”,没有“绅士风度”。言谈中少不了引用外国怎么样。但是,反“右”斗争又给我另一种现实,一种不可理解的现实:说一句南洋货比中国货好,就是崇洋媚外,攻击社会主义;说统购统销过了头,害得农民吃不饱,就是污蔑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这些本来就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有些人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党“整风”,希望党改正错误把国家治理好,不料却得到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永世不得翻身。这哪有一点言论自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叫大家‘鸣放’,然后再来捉‘右派’,真是诡计多端,用欺骗網罗群众,有多少老实人好心得到恶报,今后谁还敢提意见。”我认为没有反“右”斗争,自己跟党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右派”,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边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补充检查写完了,暂时松一口气,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交上去就坦然地让他们去裁决吧!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么“典型的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团支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真正在内心上跟党背道而驰,对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去发现,却只会向这些老实听话的人下手。
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说法,被无限夸大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内部都可能出现###的人。如果缺乏自信,疑心重重,认定所有反对者都在搞阴谋,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据此得出“阶级斗争永不休止”的理论。灾难就必将降临到一些人头上,社会也将永无宁日,团结、发展和进步只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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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被团支部列入“整风”重点对象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班长,“三等甲”学生,听说他的家比我们更有钱,更加“资产阶级”,而且社会关系颇为复杂,所以要“整一整”,“考验”一下,看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说话。”另一位是班上的“老前辈”,当时已有妻小,从小当店员,是**给了他上中学的机会。凭着“工人阶级出身”这块红招牌,他经常在班上大言不惭地盲加评论,虽说都不是关于政治的问题,却每每针对班上的几位头面人物,如团组委和宣委之流,偶而也涉及学校领导当局。因此他们说他蜕化变质,是“工人阶级的败类”。决定在这次“整风”中矫正一下这只不准时的闹钟。
4月12日团组委把我叫到一颗树下对我说:“支部决定让你公开接受群众的审查。你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挖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我表示不能理解,并趁此机会把心里的想法都抖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整团”会整到我的头上来。是因为“鸣放”?还是因为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我不得不把自己一段来的表现宣扬一番。可是团组委根本不想听我解释,他只要我的检查。
我的初次检查(即“交心”)送上去。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急促不安地在他的床沿边坐下,眉头皱得结起一个大疙瘩,极力要把一颗想逃去的心锁住,眼睛死死盯住墙角,仍然掩盖不住自己的恐慌。团委书记似乎不想看我这付表情,一会儿望着我的脚,一会儿又回头去看他桌上翻开的一个本子。他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想法,说我的“交心”很不好,没有触及灵魂,不敢上纲上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沿”,要我把跟朋友交谈的话,通信的内容,统统写出来。要在班上公开作检查。
我极力表现出诚恳,把一切都承诺下来,丝毫没有考虑别人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团委书记的要求我该不该照办。我唯一的想法是赶快让我过了这一关。我象是别人手中的猎物,要怎么处置是他们的权利。我只希望早一点毕业,好离开这可怕的地方。我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理想,只要能离开,干什么都行。我不能预料将来的结局会怎样。4月14日学校已经开除了高三丙班陈龙泉同学,说他在“大鸣大放”中“思想极端反动”。
从团委书记那里回到家,我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里,无力地躺在床上,想着前前后后恶梦般的一幕幕,心里有一万个“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叫人“鸣放”,如今却要找碴儿;我不明白自己出于积极表现,如今却得到相反的下场;我不明白自己已经醒悟,如今还要遭到摧残。我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这些,宁愿自己承担痛苦,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切还会好起来,时间会医治任何创伤。但是如何能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把握,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懂得怎样隐瞒。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重大问题,家庭所有成员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说我没有一点反动基础要这样干,更不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也许在我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读过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集,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此外,凡学校图书馆里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没有漏过,学校图书馆没有,就跑到县图书馆去借。而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同时我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把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怀,温文尔雅的谈吐,以及理想美满的婚姻,作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标,企图充实自己的思想,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以在同学中显得学识渊博。虽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开拓得很宽,从简单的认识进入复杂的想象,从充满好奇的了解到兴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进了一个虚幻的社会里,一个不存在于这里的社会,导致自己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曾经看不惯周围的人,嘲笑他们“粗鲁”、“庸俗”,没有“绅士风度”。言谈中少不了引用外国怎么样。但是,反“右”斗争又给我另一种现实,一种不可理解的现实:说一句南洋货比中国货好,就是崇洋媚外,攻击社会主义;说统购统销过了头,害得农民吃不饱,就是污蔑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这些本来就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有些人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党“整风”,希望党改正错误把国家治理好,不料却得到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永世不得翻身。这哪有一点言论自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叫大家‘鸣放’,然后再来捉‘右派’,真是诡计多端,用欺骗網罗群众,有多少老实人好心得到恶报,今后谁还敢提意见。”我认为没有反“右”斗争,自己跟党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右派”,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边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补充检查写完了,暂时松一口气,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交上去就坦然地让他们去裁决吧!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么“典型的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团支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真正在内心上跟党背道而驰,对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去发现,却只会向这些老实听话的人下手。
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说法,被无限夸大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内部都可能出现###的人。如果缺乏自信,疑心重重,认定所有反对者都在搞阴谋,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据此得出“阶级斗争永不休止”的理论。灾难就必将降临到一些人头上,社会也将永无宁日,团结、发展和进步只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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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被团支部列入“整风”重点对象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班长,“三等甲”学生,听说他的家比我们更有钱,更加“资产阶级”,而且社会关系颇为复杂,所以要“整一整”,“考验”一下,看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说话。”另一位是班上的“老前辈”,当时已有妻小,从小当店员,是**给了他上中学的机会。凭着“工人阶级出身”这块红招牌,他经常在班上大言不惭地盲加评论,虽说都不是关于政治的问题,却每每针对班上的几位头面人物,如团组委和宣委之流,偶而也涉及学校领导当局。因此他们说他蜕化变质,是“工人阶级的败类”。决定在这次“整风”中矫正一下这只不准时的闹钟。
4月12日团组委把我叫到一颗树下对我说:“支部决定让你公开接受群众的审查。你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挖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我表示不能理解,并趁此机会把心里的想法都抖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整团”会整到我的头上来。是因为“鸣放”?还是因为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我不得不把自己一段来的表现宣扬一番。可是团组委根本不想听我解释,他只要我的检查。
我的初次检查(即“交心”)送上去。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急促不安地在他的床沿边坐下,眉头皱得结起一个大疙瘩,极力要把一颗想逃去的心锁住,眼睛死死盯住墙角,仍然掩盖不住自己的恐慌。团委书记似乎不想看我这付表情,一会儿望着我的脚,一会儿又回头去看他桌上翻开的一个本子。他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想法,说我的“交心”很不好,没有触及灵魂,不敢上纲上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沿”,要我把跟朋友交谈的话,通信的内容,统统写出来。要在班上公开作检查。
我极力表现出诚恳,把一切都承诺下来,丝毫没有考虑别人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团委书记的要求我该不该照办。我唯一的想法是赶快让我过了这一关。我象是别人手中的猎物,要怎么处置是他们的权利。我只希望早一点毕业,好离开这可怕的地方。我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理想,只要能离开,干什么都行。我不能预料将来的结局会怎样。4月14日学校已经开除了高三丙班陈龙泉同学,说他在“大鸣大放”中“思想极端反动”。
从团委书记那里回到家,我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里,无力地躺在床上,想着前前后后恶梦般的一幕幕,心里有一万个“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叫人“鸣放”,如今却要找碴儿;我不明白自己出于积极表现,如今却得到相反的下场;我不明白自己已经醒悟,如今还要遭到摧残。我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这些,宁愿自己承担痛苦,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切还会好起来,时间会医治任何创伤。但是如何能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把握,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懂得怎样隐瞒。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重大问题,家庭所有成员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说我没有一点反动基础要这样干,更不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也许在我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读过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集,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此外,凡学校图书馆里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没有漏过,学校图书馆没有,就跑到县图书馆去借。而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同时我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把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怀,温文尔雅的谈吐,以及理想美满的婚姻,作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标,企图充实自己的思想,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以在同学中显得学识渊博。虽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开拓得很宽,从简单的认识进入复杂的想象,从充满好奇的了解到兴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进了一个虚幻的社会里,一个不存在于这里的社会,导致自己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曾经看不惯周围的人,嘲笑他们“粗鲁”、“庸俗”,没有“绅士风度”。言谈中少不了引用外国怎么样。但是,反“右”斗争又给我另一种现实,一种不可理解的现实:说一句南洋货比中国货好,就是崇洋媚外,攻击社会主义;说统购统销过了头,害得农民吃不饱,就是污蔑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这些本来就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有些人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党“整风”,希望党改正错误把国家治理好,不料却得到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永世不得翻身。这哪有一点言论自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叫大家‘鸣放’,然后再来捉‘右派’,真是诡计多端,用欺骗網罗群众,有多少老实人好心得到恶报,今后谁还敢提意见。”我认为没有反“右”斗争,自己跟党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右派”,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边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补充检查写完了,暂时松一口气,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交上去就坦然地让他们去裁决吧!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么“典型的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团支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真正在内心上跟党背道而驰,对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去发现,却只会向这些老实听话的人下手。
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说法,被无限夸大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内部都可能出现###的人。如果缺乏自信,疑心重重,认定所有反对者都在搞阴谋,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据此得出“阶级斗争永不休止”的理论。灾难就必将降临到一些人头上,社会也将永无宁日,团结、发展和进步只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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