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5)(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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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有的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个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动辄咎人,满口“马列”的团宣委,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后来虽上了大学,却因替“反动的父亲翻案”,被中途“退学”。想来这种人当时也只是投机而己,,以“极左”的面目掩盖他自己的不清白,最终还是吃了亏.。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整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劫难,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说话怯怯的。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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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有的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个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动辄咎人,满口“马列”的团宣委,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后来虽上了大学,却因替“反动的父亲翻案”,被中途“退学”。想来这种人当时也只是投机而己,,以“极左”的面目掩盖他自己的不清白,最终还是吃了亏.。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整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劫难,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说话怯怯的。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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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有的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个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动辄咎人,满口“马列”的团宣委,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后来虽上了大学,却因替“反动的父亲翻案”,被中途“退学”。想来这种人当时也只是投机而己,,以“极左”的面目掩盖他自己的不清白,最终还是吃了亏.。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整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劫难,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说话怯怯的。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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