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纯洁心灵的表露,当时尽往好处想。那年寒假我特地报名参加建校劳动,决心通过劳动改造自己,那同样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过程:
第一天挑着一担破畚箕,怕不雅观,叫人笑话,又不敢挑得太少,怕人议论。勉强支撑着,很快感到不行,腿酸肩疼,不时偷偷跑去看时钟。第二天挑着空畚箕,肩膀都难受。我担心坚持不了,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土坑,头几担是钻心般地疼,差点哭出来,但我终于挺住了。以后几天反而有点轻松,心里感到无比高兴,这不仅是有劳动的能耐,更是意志上的胜利。经过这次劳动的洗礼,我在当时的日记上又写着:
“我曾经喜欢那些外表漂亮,打扮入时,能歌善舞,懂得文学和艺术的姑娘。现在我觉得这些人不少是‘资产阶级小姐’,她们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去‘精雕细刻’。她们也只能懂‘文学’和‘艺术’,只能讲究吃穿。劳动人民的女孩子,从小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机会上学,没有钱走戏院,没有时间逛公园,终日劳动,怎能有娇嫩的皮肤,整天忙碌,哪有心思讲‘文学’和‘艺术’。旧社会的统治者逼使劳动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反污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懂。那些寄生虫靠剥削过活,他们的‘漂亮’,‘文雅’不正是他们的罪证?如果把他们放在劳动人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没有教养’,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当然,劳动人民并非不要‘漂亮’,劳动人民完全懂得美,但首先必须享有暖饱,而后才能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正在创造条件,可以使劳动人民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一种坏习惯,爱面子和注重外表。每次从一个公众场合回来,总要到衣镜前去自我端祥一番,看看自己刚才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要是看到自己容貌不凡,就神气十足,以为将来大有出息;要是看到一副呆板寒酸的模样,又沮丧万分,自觉比别人矮了半截。有时脸面修得光滑洁白一点,衣服穿着整齐得体,就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工农兵的形象,认为不必拘妮小节,行为就粗犷鲁莽,什么礼貌修养全不顾,言谈中少不了粗言野语,以‘工农化’自居,轻蔑地瞧不起别人,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当时一种简单朴素的思想感情。但毕竟是一个人的转变。平心而论,“大辩论”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我,如果后来能继续给我鼓励、帮助和提携,它对我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我没有料到怀疑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内部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中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大鸣大放”期间,学校专门组织几个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个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因为“发现黑材料”又被清退回家。个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一不留神也被那些材料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也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鞭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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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纯洁心灵的表露,当时尽往好处想。那年寒假我特地报名参加建校劳动,决心通过劳动改造自己,那同样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过程:
第一天挑着一担破畚箕,怕不雅观,叫人笑话,又不敢挑得太少,怕人议论。勉强支撑着,很快感到不行,腿酸肩疼,不时偷偷跑去看时钟。第二天挑着空畚箕,肩膀都难受。我担心坚持不了,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土坑,头几担是钻心般地疼,差点哭出来,但我终于挺住了。以后几天反而有点轻松,心里感到无比高兴,这不仅是有劳动的能耐,更是意志上的胜利。经过这次劳动的洗礼,我在当时的日记上又写着:
“我曾经喜欢那些外表漂亮,打扮入时,能歌善舞,懂得文学和艺术的姑娘。现在我觉得这些人不少是‘资产阶级小姐’,她们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去‘精雕细刻’。她们也只能懂‘文学’和‘艺术’,只能讲究吃穿。劳动人民的女孩子,从小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机会上学,没有钱走戏院,没有时间逛公园,终日劳动,怎能有娇嫩的皮肤,整天忙碌,哪有心思讲‘文学’和‘艺术’。旧社会的统治者逼使劳动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反污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懂。那些寄生虫靠剥削过活,他们的‘漂亮’,‘文雅’不正是他们的罪证?如果把他们放在劳动人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没有教养’,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当然,劳动人民并非不要‘漂亮’,劳动人民完全懂得美,但首先必须享有暖饱,而后才能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正在创造条件,可以使劳动人民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一种坏习惯,爱面子和注重外表。每次从一个公众场合回来,总要到衣镜前去自我端祥一番,看看自己刚才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要是看到自己容貌不凡,就神气十足,以为将来大有出息;要是看到一副呆板寒酸的模样,又沮丧万分,自觉比别人矮了半截。有时脸面修得光滑洁白一点,衣服穿着整齐得体,就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工农兵的形象,认为不必拘妮小节,行为就粗犷鲁莽,什么礼貌修养全不顾,言谈中少不了粗言野语,以‘工农化’自居,轻蔑地瞧不起别人,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当时一种简单朴素的思想感情。但毕竟是一个人的转变。平心而论,“大辩论”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我,如果后来能继续给我鼓励、帮助和提携,它对我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我没有料到怀疑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内部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中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大鸣大放”期间,学校专门组织几个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个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因为“发现黑材料”又被清退回家。个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一不留神也被那些材料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也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鞭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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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纯洁心灵的表露,当时尽往好处想。那年寒假我特地报名参加建校劳动,决心通过劳动改造自己,那同样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过程:
第一天挑着一担破畚箕,怕不雅观,叫人笑话,又不敢挑得太少,怕人议论。勉强支撑着,很快感到不行,腿酸肩疼,不时偷偷跑去看时钟。第二天挑着空畚箕,肩膀都难受。我担心坚持不了,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土坑,头几担是钻心般地疼,差点哭出来,但我终于挺住了。以后几天反而有点轻松,心里感到无比高兴,这不仅是有劳动的能耐,更是意志上的胜利。经过这次劳动的洗礼,我在当时的日记上又写着:
“我曾经喜欢那些外表漂亮,打扮入时,能歌善舞,懂得文学和艺术的姑娘。现在我觉得这些人不少是‘资产阶级小姐’,她们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去‘精雕细刻’。她们也只能懂‘文学’和‘艺术’,只能讲究吃穿。劳动人民的女孩子,从小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机会上学,没有钱走戏院,没有时间逛公园,终日劳动,怎能有娇嫩的皮肤,整天忙碌,哪有心思讲‘文学’和‘艺术’。旧社会的统治者逼使劳动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反污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懂。那些寄生虫靠剥削过活,他们的‘漂亮’,‘文雅’不正是他们的罪证?如果把他们放在劳动人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没有教养’,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当然,劳动人民并非不要‘漂亮’,劳动人民完全懂得美,但首先必须享有暖饱,而后才能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正在创造条件,可以使劳动人民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一种坏习惯,爱面子和注重外表。每次从一个公众场合回来,总要到衣镜前去自我端祥一番,看看自己刚才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要是看到自己容貌不凡,就神气十足,以为将来大有出息;要是看到一副呆板寒酸的模样,又沮丧万分,自觉比别人矮了半截。有时脸面修得光滑洁白一点,衣服穿着整齐得体,就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工农兵的形象,认为不必拘妮小节,行为就粗犷鲁莽,什么礼貌修养全不顾,言谈中少不了粗言野语,以‘工农化’自居,轻蔑地瞧不起别人,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当时一种简单朴素的思想感情。但毕竟是一个人的转变。平心而论,“大辩论”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我,如果后来能继续给我鼓励、帮助和提携,它对我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我没有料到怀疑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内部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中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大鸣大放”期间,学校专门组织几个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个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因为“发现黑材料”又被清退回家。个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一不留神也被那些材料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也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鞭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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