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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决心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七月份又一次走进考场。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人说我是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生理想挣扎奋斗,却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合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就象一只被蛛网粘住的小蝴蝶,无论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周围的束缚。尽管我一再作出努力,到工地劳动,在街政府积极工作,仍然无法抵消他们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打击,压制排斥。
看来,我在为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有时我也想,要是自己是个傻瓜,低能儿,还更好些。可惜我的成绩单上偏偏都是优。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迫害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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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决心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七月份又一次走进考场。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人说我是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生理想挣扎奋斗,却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合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就象一只被蛛网粘住的小蝴蝶,无论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周围的束缚。尽管我一再作出努力,到工地劳动,在街政府积极工作,仍然无法抵消他们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打击,压制排斥。
看来,我在为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有时我也想,要是自己是个傻瓜,低能儿,还更好些。可惜我的成绩单上偏偏都是优。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迫害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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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决心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七月份又一次走进考场。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人说我是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生理想挣扎奋斗,却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合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就象一只被蛛网粘住的小蝴蝶,无论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周围的束缚。尽管我一再作出努力,到工地劳动,在街政府积极工作,仍然无法抵消他们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打击,压制排斥。
看来,我在为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有时我也想,要是自己是个傻瓜,低能儿,还更好些。可惜我的成绩单上偏偏都是优。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迫害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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