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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还是晴朗的大热天,昨晚窗户突然咣当咣当地响,半夜里听见沙沙的雨声,接着噼噼啪啪下了一场暴雨,借着风势,更是满天飞舞,一下子天气凉爽了许多。今天又下了一整天,傍晚狂风疲倦了,雨还在下,已不象昨晚那样愤怒。鸟儿不懂事,吱吱喳喳叫得正欢。我被困在家里,想着求学无门,每天都有让人心烦的事,我的心情坏极了。难道人生就一定要充斥着不满、悔恨和抗争吗?连亲情之间也烦恼丛生。本来每个家庭都有爱,父母与子女间的爱,是温馨可贵,无私和值得怀念。但是爱得不当会引起恨,恨又往往是出于爱。这种关系说不清,理不明。只有痛永远留在心里。一般人也不肯轻易暴露家庭中这不光彩的一面,因为爱面子,很少有人会主动说出来。在众人面前还要故意炫耀,粉饰一下“太平盛世”。而我为了爱,愿意做一次“现场直播”,希望母亲不会怪罪我。
我有一个大妹,小时候她是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只是不善言语。有一天家人照看不周,大妹从楼梯口跌落下来,头部重重栽在地上,送到医院已昏迷不醒。记得我赶到医院,看到的大妹已是面无血色,头上扎着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子,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也不动。母亲坐在大妹的病床边不住地流泪,病房里静得出奇,我顿时感到世界一下变得不可思议,仿佛来到另一个人间。跺着双脚,我嘴里不停地唸道:“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早上还好好的……”我想哭,却又没有眼泪。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瞬间变成这模样,偏偏又是我的大妹。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难道这世上就没有大妹了吗?我真想替大妹去受罪,让她坐起来,让她出去外面玩耍。我看母亲心如刀绞,已经说不出话来。亲戚们陆续来探望,一见面就问:“还没有醒过来?”祖母一直在唠叨:“太不听话了,太不听话了……”埋怨中带着几分担忧。我怕母亲更伤心,只好安慰大家,拼命找出“不要紧”的依据。护士一会儿来察看一次,医生不时来检查,照例一声不吭地走了。大家再三追问:“病人情况怎么样?”他们只是含糊地应着。我知道伤势是很严重的,晚上将是判决生死的时候。夜里我几次从梦中惊醒,朦胧中很怕听到不祥的哭声。直到第二天清晨,家里没有什么动静,母亲整夜在病房里看护,一大早祖母就赶到医院去,我略微放下心。不久听到母亲从医院回到家里,说大妹醒过来,知道饿了。我说不出的高兴,此时才掉下眼泪,急忙带上吃的,奔向医院。大妹鼻孔里的管子已被撤走,眼睛无力而柔和地张着,一直望着我进来,大概嘴里还喊不出“哥哥”。
大妹伤好以后,显然留下了后遗症,变得有些固执和傻气。加上后来又有几个弟妹出生,母亲好像不再喜欢大妹了。尤其是1956年“公私合营”后,家境大不如前,单靠父亲一人菲薄的工资收入,显然入不敷出。要养活一大群孩子,持家十分困难。母亲每天忧心忡忡,有时就把怒气撒在大妹身上。甚至有点歧视,竟不让大妹跟我们同桌吃饭。只有父亲从外地回来,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大妹才有了“自由”。母亲还老是拿眼睛瞪她,大妹吃多了,就骂她馋,而对两位弟弟,却硬逼着要他们多吃点。大妹因此养成怯生生的样子,只要母亲不在家,她就跑到厨房里偷吃食物。有一次被我撞见了,她慌忙躲到门后去,后来知道藏不住,才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饼干,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看到大妹成了这样,我痛心疾首,恨母亲教育不当,不该对大妹另眼看待。
也许大妹真有点傻,还没有读完小学,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把她送到工厂去当学徒。才工作一个月,母亲又要大妹把工资全交上来。家庭经济虽有困难,但这样对待大妹,也太不公平了。1958年“大跃进”过后,工厂又纷纷“下马”,厂里的工人都被分配到农村去劳动。大妹在农村住不惯,听说经常吃不饱,她便偷拿公家食堂里的菜肴。一次,两次……终于发展到被开除回家。这一来母亲气恨交加,一连打了大妹好几天,恨大妹不争气,恨大妹沾上“偷”的恶习。大概对清白人家来说,最痛恨的莫过于“偷窃”这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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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还是晴朗的大热天,昨晚窗户突然咣当咣当地响,半夜里听见沙沙的雨声,接着噼噼啪啪下了一场暴雨,借着风势,更是满天飞舞,一下子天气凉爽了许多。今天又下了一整天,傍晚狂风疲倦了,雨还在下,已不象昨晚那样愤怒。鸟儿不懂事,吱吱喳喳叫得正欢。我被困在家里,想着求学无门,每天都有让人心烦的事,我的心情坏极了。难道人生就一定要充斥着不满、悔恨和抗争吗?连亲情之间也烦恼丛生。本来每个家庭都有爱,父母与子女间的爱,是温馨可贵,无私和值得怀念。但是爱得不当会引起恨,恨又往往是出于爱。这种关系说不清,理不明。只有痛永远留在心里。一般人也不肯轻易暴露家庭中这不光彩的一面,因为爱面子,很少有人会主动说出来。在众人面前还要故意炫耀,粉饰一下“太平盛世”。而我为了爱,愿意做一次“现场直播”,希望母亲不会怪罪我。
我有一个大妹,小时候她是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只是不善言语。有一天家人照看不周,大妹从楼梯口跌落下来,头部重重栽在地上,送到医院已昏迷不醒。记得我赶到医院,看到的大妹已是面无血色,头上扎着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子,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也不动。母亲坐在大妹的病床边不住地流泪,病房里静得出奇,我顿时感到世界一下变得不可思议,仿佛来到另一个人间。跺着双脚,我嘴里不停地唸道:“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早上还好好的……”我想哭,却又没有眼泪。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瞬间变成这模样,偏偏又是我的大妹。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难道这世上就没有大妹了吗?我真想替大妹去受罪,让她坐起来,让她出去外面玩耍。我看母亲心如刀绞,已经说不出话来。亲戚们陆续来探望,一见面就问:“还没有醒过来?”祖母一直在唠叨:“太不听话了,太不听话了……”埋怨中带着几分担忧。我怕母亲更伤心,只好安慰大家,拼命找出“不要紧”的依据。护士一会儿来察看一次,医生不时来检查,照例一声不吭地走了。大家再三追问:“病人情况怎么样?”他们只是含糊地应着。我知道伤势是很严重的,晚上将是判决生死的时候。夜里我几次从梦中惊醒,朦胧中很怕听到不祥的哭声。直到第二天清晨,家里没有什么动静,母亲整夜在病房里看护,一大早祖母就赶到医院去,我略微放下心。不久听到母亲从医院回到家里,说大妹醒过来,知道饿了。我说不出的高兴,此时才掉下眼泪,急忙带上吃的,奔向医院。大妹鼻孔里的管子已被撤走,眼睛无力而柔和地张着,一直望着我进来,大概嘴里还喊不出“哥哥”。
大妹伤好以后,显然留下了后遗症,变得有些固执和傻气。加上后来又有几个弟妹出生,母亲好像不再喜欢大妹了。尤其是1956年“公私合营”后,家境大不如前,单靠父亲一人菲薄的工资收入,显然入不敷出。要养活一大群孩子,持家十分困难。母亲每天忧心忡忡,有时就把怒气撒在大妹身上。甚至有点歧视,竟不让大妹跟我们同桌吃饭。只有父亲从外地回来,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大妹才有了“自由”。母亲还老是拿眼睛瞪她,大妹吃多了,就骂她馋,而对两位弟弟,却硬逼着要他们多吃点。大妹因此养成怯生生的样子,只要母亲不在家,她就跑到厨房里偷吃食物。有一次被我撞见了,她慌忙躲到门后去,后来知道藏不住,才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饼干,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看到大妹成了这样,我痛心疾首,恨母亲教育不当,不该对大妹另眼看待。
也许大妹真有点傻,还没有读完小学,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把她送到工厂去当学徒。才工作一个月,母亲又要大妹把工资全交上来。家庭经济虽有困难,但这样对待大妹,也太不公平了。1958年“大跃进”过后,工厂又纷纷“下马”,厂里的工人都被分配到农村去劳动。大妹在农村住不惯,听说经常吃不饱,她便偷拿公家食堂里的菜肴。一次,两次……终于发展到被开除回家。这一来母亲气恨交加,一连打了大妹好几天,恨大妹不争气,恨大妹沾上“偷”的恶习。大概对清白人家来说,最痛恨的莫过于“偷窃”这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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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还是晴朗的大热天,昨晚窗户突然咣当咣当地响,半夜里听见沙沙的雨声,接着噼噼啪啪下了一场暴雨,借着风势,更是满天飞舞,一下子天气凉爽了许多。今天又下了一整天,傍晚狂风疲倦了,雨还在下,已不象昨晚那样愤怒。鸟儿不懂事,吱吱喳喳叫得正欢。我被困在家里,想着求学无门,每天都有让人心烦的事,我的心情坏极了。难道人生就一定要充斥着不满、悔恨和抗争吗?连亲情之间也烦恼丛生。本来每个家庭都有爱,父母与子女间的爱,是温馨可贵,无私和值得怀念。但是爱得不当会引起恨,恨又往往是出于爱。这种关系说不清,理不明。只有痛永远留在心里。一般人也不肯轻易暴露家庭中这不光彩的一面,因为爱面子,很少有人会主动说出来。在众人面前还要故意炫耀,粉饰一下“太平盛世”。而我为了爱,愿意做一次“现场直播”,希望母亲不会怪罪我。
我有一个大妹,小时候她是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只是不善言语。有一天家人照看不周,大妹从楼梯口跌落下来,头部重重栽在地上,送到医院已昏迷不醒。记得我赶到医院,看到的大妹已是面无血色,头上扎着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子,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也不动。母亲坐在大妹的病床边不住地流泪,病房里静得出奇,我顿时感到世界一下变得不可思议,仿佛来到另一个人间。跺着双脚,我嘴里不停地唸道:“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早上还好好的……”我想哭,却又没有眼泪。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瞬间变成这模样,偏偏又是我的大妹。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难道这世上就没有大妹了吗?我真想替大妹去受罪,让她坐起来,让她出去外面玩耍。我看母亲心如刀绞,已经说不出话来。亲戚们陆续来探望,一见面就问:“还没有醒过来?”祖母一直在唠叨:“太不听话了,太不听话了……”埋怨中带着几分担忧。我怕母亲更伤心,只好安慰大家,拼命找出“不要紧”的依据。护士一会儿来察看一次,医生不时来检查,照例一声不吭地走了。大家再三追问:“病人情况怎么样?”他们只是含糊地应着。我知道伤势是很严重的,晚上将是判决生死的时候。夜里我几次从梦中惊醒,朦胧中很怕听到不祥的哭声。直到第二天清晨,家里没有什么动静,母亲整夜在病房里看护,一大早祖母就赶到医院去,我略微放下心。不久听到母亲从医院回到家里,说大妹醒过来,知道饿了。我说不出的高兴,此时才掉下眼泪,急忙带上吃的,奔向医院。大妹鼻孔里的管子已被撤走,眼睛无力而柔和地张着,一直望着我进来,大概嘴里还喊不出“哥哥”。
大妹伤好以后,显然留下了后遗症,变得有些固执和傻气。加上后来又有几个弟妹出生,母亲好像不再喜欢大妹了。尤其是1956年“公私合营”后,家境大不如前,单靠父亲一人菲薄的工资收入,显然入不敷出。要养活一大群孩子,持家十分困难。母亲每天忧心忡忡,有时就把怒气撒在大妹身上。甚至有点歧视,竟不让大妹跟我们同桌吃饭。只有父亲从外地回来,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大妹才有了“自由”。母亲还老是拿眼睛瞪她,大妹吃多了,就骂她馋,而对两位弟弟,却硬逼着要他们多吃点。大妹因此养成怯生生的样子,只要母亲不在家,她就跑到厨房里偷吃食物。有一次被我撞见了,她慌忙躲到门后去,后来知道藏不住,才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饼干,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看到大妹成了这样,我痛心疾首,恨母亲教育不当,不该对大妹另眼看待。
也许大妹真有点傻,还没有读完小学,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把她送到工厂去当学徒。才工作一个月,母亲又要大妹把工资全交上来。家庭经济虽有困难,但这样对待大妹,也太不公平了。1958年“大跃进”过后,工厂又纷纷“下马”,厂里的工人都被分配到农村去劳动。大妹在农村住不惯,听说经常吃不饱,她便偷拿公家食堂里的菜肴。一次,两次……终于发展到被开除回家。这一来母亲气恨交加,一连打了大妹好几天,恨大妹不争气,恨大妹沾上“偷”的恶习。大概对清白人家来说,最痛恨的莫过于“偷窃”这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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