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囚徒”人生――说我“里通外国”（4）（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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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批斗”会后，他们又改用小组为单位，要来“挽救”我，当时叫“攻堡壘”。在一块空地上，“革命群众”坐在小凳子上，围成一个大圆圈，约二、三十人。还是那几句口号声迎接我。组长命令我站到场地的中间去，大家怒声附和着，大概都想表示一下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照样先翻开“红宝书”，照样朗读那几段语录。这样的仪式完了，组长厉声叫我“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我毫不犹豫地把通信集邮的经过又重复一遍。没等我讲完，有人就喊起来：“何海生不老实交代，罪该万死！”其他人跟着嚷一阵。一些人七嘴八舌责问我，听不清是什么。组长起来打手势叫大家静一静，然后问：“何海生，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开头也说他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我问你，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一个理平头的愤愤地站起来“揭发”。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我这些话后果很糟，下面立即骚动起来，“何海生企图抵赖。”“何海生玩弄反革命花招。”“何海生负隅顽强，罪该万死！”……我只好闭上嘴，任凭声浪冲击自己的耳朵。

中队长突然走到我跟前，此人自称是个“大老粗”。“文革”中是公社“造反派”“东方红兵团”勤务组成员，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当了公社常委，那时被派到“学习班”当“贫下中农宣传队”代表，兼任“学习班”中队长职务。他猛力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何海生，你们知识分子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么，干脆点，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到时候我建议上级宽大处理你。你看人家骆某某现在不是没事了。你这几天思想斗争一定很激烈，要斗得过。还是赶快交代吧！嗯！”

我干脆说自己头脑里已没有东西可斗，自从我把那件倒霉的事倒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多了，夜里也睡得着，再没有什么可担心受怕的。面对一个个愤怒的“革命群众”，我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在无的放矢。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

可这样的围攻还是一次比一次严厉，而且每次都有新花样，和所谓新对策。我仍然无动于衷，即不痛苦，也不紧张，我的神经衰弱好象已得到治疗。渐渐地小组里一些“革命群众”开始感到不耐烦。大家由于听不到一点惊人的材料而泄了气。听说当初把我揪出来时，中队长曾对大家预言：“这是一只大的，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可能还涉及到国际间谍。”于是许多人张大眼睛象等待一部彩色惊险故事片的放映那样，希望得到一点精神刺激，满足一次好奇心，改善一下“学习班”里普遍感到无聊、烦躁和单调的生活。那时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扫了兴。也有的从我每次的反复“交代”中产生另一种怀疑，不再相信确有其事。虽然口上还在骂我顽固不化，态度明显在软化。也有的求情似地要我“早点说了吧！”免得大家跟我一起受罪，影响“清队的伟大成绩”。我很惘然，难道非要我变成“坏蛋”，大家才高兴。当然整天坐在凳子上喊口号，等待“敌人坦白交代”，“革命群众”确实比“阶级敌人”更受不了，更没有耐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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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批斗”会后，他们又改用小组为单位，要来“挽救”我，当时叫“攻堡壘”。在一块空地上，“革命群众”坐在小凳子上，围成一个大圆圈，约二、三十人。还是那几句口号声迎接我。组长命令我站到场地的中间去，大家怒声附和着，大概都想表示一下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照样先翻开“红宝书”，照样朗读那几段语录。这样的仪式完了，组长厉声叫我“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我毫不犹豫地把通信集邮的经过又重复一遍。没等我讲完，有人就喊起来：“何海生不老实交代，罪该万死！”其他人跟着嚷一阵。一些人七嘴八舌责问我，听不清是什么。组长起来打手势叫大家静一静，然后问：“何海生，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开头也说他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我问你，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一个理平头的愤愤地站起来“揭发”。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我这些话后果很糟，下面立即骚动起来，“何海生企图抵赖。”“何海生玩弄反革命花招。”“何海生负隅顽强，罪该万死！”……我只好闭上嘴，任凭声浪冲击自己的耳朵。

中队长突然走到我跟前，此人自称是个“大老粗”。“文革”中是公社“造反派”“东方红兵团”勤务组成员，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当了公社常委，那时被派到“学习班”当“贫下中农宣传队”代表，兼任“学习班”中队长职务。他猛力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何海生，你们知识分子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么，干脆点，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到时候我建议上级宽大处理你。你看人家骆某某现在不是没事了。你这几天思想斗争一定很激烈，要斗得过。还是赶快交代吧！嗯！”

我干脆说自己头脑里已没有东西可斗，自从我把那件倒霉的事倒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多了，夜里也睡得着，再没有什么可担心受怕的。面对一个个愤怒的“革命群众”，我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在无的放矢。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

可这样的围攻还是一次比一次严厉，而且每次都有新花样，和所谓新对策。我仍然无动于衷，即不痛苦，也不紧张，我的神经衰弱好象已得到治疗。渐渐地小组里一些“革命群众”开始感到不耐烦。大家由于听不到一点惊人的材料而泄了气。听说当初把我揪出来时，中队长曾对大家预言：“这是一只大的，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可能还涉及到国际间谍。”于是许多人张大眼睛象等待一部彩色惊险故事片的放映那样，希望得到一点精神刺激，满足一次好奇心，改善一下“学习班”里普遍感到无聊、烦躁和单调的生活。那时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扫了兴。也有的从我每次的反复“交代”中产生另一种怀疑，不再相信确有其事。虽然口上还在骂我顽固不化，态度明显在软化。也有的求情似地要我“早点说了吧！”免得大家跟我一起受罪，影响“清队的伟大成绩”。我很惘然，难道非要我变成“坏蛋”，大家才高兴。当然整天坐在凳子上喊口号，等待“敌人坦白交代”，“革命群众”确实比“阶级敌人”更受不了，更没有耐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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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批斗”会后，他们又改用小组为单位，要来“挽救”我，当时叫“攻堡壘”。在一块空地上，“革命群众”坐在小凳子上，围成一个大圆圈，约二、三十人。还是那几句口号声迎接我。组长命令我站到场地的中间去，大家怒声附和着，大概都想表示一下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照样先翻开“红宝书”，照样朗读那几段语录。这样的仪式完了，组长厉声叫我“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我毫不犹豫地把通信集邮的经过又重复一遍。没等我讲完，有人就喊起来：“何海生不老实交代，罪该万死！”其他人跟着嚷一阵。一些人七嘴八舌责问我，听不清是什么。组长起来打手势叫大家静一静，然后问：“何海生，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开头也说他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我问你，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一个理平头的愤愤地站起来“揭发”。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我这些话后果很糟，下面立即骚动起来，“何海生企图抵赖。”“何海生玩弄反革命花招。”“何海生负隅顽强，罪该万死！”……我只好闭上嘴，任凭声浪冲击自己的耳朵。

中队长突然走到我跟前，此人自称是个“大老粗”。“文革”中是公社“造反派”“东方红兵团”勤务组成员，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当了公社常委，那时被派到“学习班”当“贫下中农宣传队”代表，兼任“学习班”中队长职务。他猛力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何海生，你们知识分子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么，干脆点，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到时候我建议上级宽大处理你。你看人家骆某某现在不是没事了。你这几天思想斗争一定很激烈，要斗得过。还是赶快交代吧！嗯！”

我干脆说自己头脑里已没有东西可斗，自从我把那件倒霉的事倒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多了，夜里也睡得着，再没有什么可担心受怕的。面对一个个愤怒的“革命群众”，我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在无的放矢。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

可这样的围攻还是一次比一次严厉，而且每次都有新花样，和所谓新对策。我仍然无动于衷，即不痛苦，也不紧张，我的神经衰弱好象已得到治疗。渐渐地小组里一些“革命群众”开始感到不耐烦。大家由于听不到一点惊人的材料而泄了气。听说当初把我揪出来时，中队长曾对大家预言：“这是一只大的，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可能还涉及到国际间谍。”于是许多人张大眼睛象等待一部彩色惊险故事片的放映那样，希望得到一点精神刺激，满足一次好奇心，改善一下“学习班”里普遍感到无聊、烦躁和单调的生活。那时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扫了兴。也有的从我每次的反复“交代”中产生另一种怀疑，不再相信确有其事。虽然口上还在骂我顽固不化，态度明显在软化。也有的求情似地要我“早点说了吧！”免得大家跟我一起受罪，影响“清队的伟大成绩”。我很惘然，难道非要我变成“坏蛋”，大家才高兴。当然整天坐在凳子上喊口号，等待“敌人坦白交代”，“革命群众”确实比“阶级敌人”更受不了，更没有耐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