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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攻坚战”进行了一个月，我仍“顽固不化”。他们又改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把我放到所谓“深挖组”里，由专案人员直接提问我。听说中队长始终不肯放掉我，认为我不是一般的“特务案件”，而是涉及到“国际问题”。如能查出结果，说不定中央知道了都会嘉奖的。中队长实在是太抬举我了，竟把我当成一个“世界级的人物”来对待。他决定对我“升级”，要“加温加热”，用他的话说：“非孵出小鸡不可”。
他们先是用“疲劳战术”，两人一组轮番“轰炸”。有的装“白脸”，花言巧语引诱我：“我相信你当时幼稚，误入歧途。现在只要交代了，照样是好同志。”“交代了马上可以自由，可以去见老婆孩子。”有的扮“红脸”，动手动脚威逼我：“说不说，不说就捆绑起来，实行无实阶级专政。”起初我很有能耐地让他们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过去，只是默不作声地坐着，或回答两句简单的话，“不知道”，“没有。”因为我确实无从交代，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有的叹气，有的暴跳如雷，一批批象走马灯似地从我跟前晃过去，从早晨一直到夜晚。
到了后半夜，我心里憋得慌，胸口闷得难受，脑子里嗡嗡直响，象装进一颗定时炸弹，感到马上就要爆炸似的。这时又来两个人，一位矮个，满脸络腮，尽管经常刮得铁青，他们还是叫他“大胡子”。此人当过几年兵，回来捞不到一个校长当，心里很是愤愤不平，对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特别恼火，好象是这些人不让他当校长似的。“你们这些人国民党时代吃得开，**来了也吃得开。哼！我看这次就甭想再溜过去。”他一来就冲着我没头没脑地吆喝，“你说，解放前你干过多少坏事？解放后又怎样与人民为敌？有哪些重大政历问题，赶快交代。否则，老子决不放过你。”我想说自己是生长在红旗下，解放前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解放后才参加儿童团、少先队。又一想，这种人只是他们临时借用的“棍棒”而已，他的特长就是对别人施行“专政”，何必跟他争辩，让他去嚷嚷好了。但他却非要我回答不可，用手死死拧住我的耳朵：“说不说？”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突然，我拨开他的手跳了起来，两只手乱挥乱撵着，象在拼命挣扎，同时歇斯底里般地喊道：“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大政历问题，我说过不知道，不知道。我实在受不了。干脆让我死吧！你们这是在逼供讯，是法西斯，还要不要党的政策……”“大胡子”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镇住了，或者以为我疯了，一时竟呆呆地望着我。他的沉默反而叫我害怕，逐渐冷静下来，觉得刚才的话有点说过头了。可我一退却，立即造成他进攻的机会。“好呀，你还会装疯卖傻。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说我们逼供讯，是法西斯。我倒要让你知道一点厉害。”说着“啪”地一声，他把一包装得鼓鼓的档案袋摔在我跟前，“这些都是你的材料，你以为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吗？你在大鸣大放期间猖狂向党进攻，被开除团籍有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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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攻坚战”进行了一个月，我仍“顽固不化”。他们又改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把我放到所谓“深挖组”里，由专案人员直接提问我。听说中队长始终不肯放掉我，认为我不是一般的“特务案件”，而是涉及到“国际问题”。如能查出结果，说不定中央知道了都会嘉奖的。中队长实在是太抬举我了，竟把我当成一个“世界级的人物”来对待。他决定对我“升级”，要“加温加热”，用他的话说：“非孵出小鸡不可”。
他们先是用“疲劳战术”，两人一组轮番“轰炸”。有的装“白脸”，花言巧语引诱我：“我相信你当时幼稚，误入歧途。现在只要交代了，照样是好同志。”“交代了马上可以自由，可以去见老婆孩子。”有的扮“红脸”，动手动脚威逼我：“说不说，不说就捆绑起来，实行无实阶级专政。”起初我很有能耐地让他们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过去，只是默不作声地坐着，或回答两句简单的话，“不知道”，“没有。”因为我确实无从交代，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有的叹气，有的暴跳如雷，一批批象走马灯似地从我跟前晃过去，从早晨一直到夜晚。
到了后半夜，我心里憋得慌，胸口闷得难受，脑子里嗡嗡直响，象装进一颗定时炸弹，感到马上就要爆炸似的。这时又来两个人，一位矮个，满脸络腮，尽管经常刮得铁青，他们还是叫他“大胡子”。此人当过几年兵，回来捞不到一个校长当，心里很是愤愤不平，对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特别恼火，好象是这些人不让他当校长似的。“你们这些人国民党时代吃得开，**来了也吃得开。哼！我看这次就甭想再溜过去。”他一来就冲着我没头没脑地吆喝，“你说，解放前你干过多少坏事？解放后又怎样与人民为敌？有哪些重大政历问题，赶快交代。否则，老子决不放过你。”我想说自己是生长在红旗下，解放前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解放后才参加儿童团、少先队。又一想，这种人只是他们临时借用的“棍棒”而已，他的特长就是对别人施行“专政”，何必跟他争辩，让他去嚷嚷好了。但他却非要我回答不可，用手死死拧住我的耳朵：“说不说？”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突然，我拨开他的手跳了起来，两只手乱挥乱撵着，象在拼命挣扎，同时歇斯底里般地喊道：“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大政历问题，我说过不知道，不知道。我实在受不了。干脆让我死吧！你们这是在逼供讯，是法西斯，还要不要党的政策……”“大胡子”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镇住了，或者以为我疯了，一时竟呆呆地望着我。他的沉默反而叫我害怕，逐渐冷静下来，觉得刚才的话有点说过头了。可我一退却，立即造成他进攻的机会。“好呀，你还会装疯卖傻。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说我们逼供讯，是法西斯。我倒要让你知道一点厉害。”说着“啪”地一声，他把一包装得鼓鼓的档案袋摔在我跟前，“这些都是你的材料，你以为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吗？你在大鸣大放期间猖狂向党进攻，被开除团籍有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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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攻坚战”进行了一个月，我仍“顽固不化”。他们又改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把我放到所谓“深挖组”里，由专案人员直接提问我。听说中队长始终不肯放掉我，认为我不是一般的“特务案件”，而是涉及到“国际问题”。如能查出结果，说不定中央知道了都会嘉奖的。中队长实在是太抬举我了，竟把我当成一个“世界级的人物”来对待。他决定对我“升级”，要“加温加热”，用他的话说：“非孵出小鸡不可”。
他们先是用“疲劳战术”，两人一组轮番“轰炸”。有的装“白脸”，花言巧语引诱我：“我相信你当时幼稚，误入歧途。现在只要交代了，照样是好同志。”“交代了马上可以自由，可以去见老婆孩子。”有的扮“红脸”，动手动脚威逼我：“说不说，不说就捆绑起来，实行无实阶级专政。”起初我很有能耐地让他们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过去，只是默不作声地坐着，或回答两句简单的话，“不知道”，“没有。”因为我确实无从交代，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有的叹气，有的暴跳如雷，一批批象走马灯似地从我跟前晃过去，从早晨一直到夜晚。
到了后半夜，我心里憋得慌，胸口闷得难受，脑子里嗡嗡直响，象装进一颗定时炸弹，感到马上就要爆炸似的。这时又来两个人，一位矮个，满脸络腮，尽管经常刮得铁青，他们还是叫他“大胡子”。此人当过几年兵，回来捞不到一个校长当，心里很是愤愤不平，对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特别恼火，好象是这些人不让他当校长似的。“你们这些人国民党时代吃得开，**来了也吃得开。哼！我看这次就甭想再溜过去。”他一来就冲着我没头没脑地吆喝，“你说，解放前你干过多少坏事？解放后又怎样与人民为敌？有哪些重大政历问题，赶快交代。否则，老子决不放过你。”我想说自己是生长在红旗下，解放前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解放后才参加儿童团、少先队。又一想，这种人只是他们临时借用的“棍棒”而已，他的特长就是对别人施行“专政”，何必跟他争辩，让他去嚷嚷好了。但他却非要我回答不可，用手死死拧住我的耳朵：“说不说？”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突然，我拨开他的手跳了起来，两只手乱挥乱撵着，象在拼命挣扎，同时歇斯底里般地喊道：“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大政历问题，我说过不知道，不知道。我实在受不了。干脆让我死吧！你们这是在逼供讯，是法西斯，还要不要党的政策……”“大胡子”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镇住了，或者以为我疯了，一时竟呆呆地望着我。他的沉默反而叫我害怕，逐渐冷静下来，觉得刚才的话有点说过头了。可我一退却，立即造成他进攻的机会。“好呀，你还会装疯卖傻。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说我们逼供讯，是法西斯。我倒要让你知道一点厉害。”说着“啪”地一声，他把一包装得鼓鼓的档案袋摔在我跟前，“这些都是你的材料，你以为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吗？你在大鸣大放期间猖狂向党进攻，被开除团籍有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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