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生拼搏――为了生存的权利（3）（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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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上级发出通知，所有“试用”、“代课”教师凡符合条件的均可办理“转正”手续。这些人员是“文革”前积压下来，都有十几年的工龄。对我来说，这无疑是在生存中又得到一次鼓舞。在评议会上，我象一件样品摆在众人面前，让大家一一验看，评头品足。好的是这次“转正”不受名额的限制，教师们都乐得说好话。不象后来又一次“民办”教师的“转正”，全公社五个名额，而符合条件的有二十七位。为了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大言不逊地摆自己的“功劳”“成绩”，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揭露别人的错误**，还要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各尽其能地表演着，差一步就是你死我活的相拼，实在怪可怜的。

可是，我的“转正”却受到上面的阻挠。县宣教组的“军代表”，一位由士兵提拔起来的朱长官，说我在“清队”中受“审查”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既然没有“结论”，当初却又把我“下放”，如今办理“转正”倒认真起来要“结论”，甚至扬言要追查是谁把我“回收”进来。这话在当年并不奇怪，因为“文革”还在进行，迫害就不会停止。

我理直气壮找“定案办”要“结论”去。他们却推得一干二净。不是原班人马，谁都可以说不知道，敷衍搪塞，不愿明确表态，自找责任。然而当初“审查”一个人，把人莫名其妙“下放”时，是那么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那时却谨慎起来。眼看别人都已“转正”，评级定薪，唯独我还悬着，心里不免着急。每个星期回家都不得不往县革委会大门跑去，象一只失群的蚂蚁，看去似有急事在身，却是被恐惧驱赶着，毫无把握地瞎撞而已。那个朱长官十分不耐烦，坐在办公室里动也不动，连打个招呼，说声“请坐”都不肯。往往是我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要说的话掷出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有时纠缠了好半天，他仍一言不发，勉强说出又是毫无考虑的余地，或象驱赶牲畜那样把我撵出来。有时也得到满口应承，得到一线希望，过后却毫无效应。我只得又跑上级，找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倒是十分热情，认为应该给我“转正”。可县里的人说：“那就叫他们下个通知吧！”推来挡去，把我当皮球耍了。那些人总是找出一切借口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也许在官场上他自身也有够多的烦恼要处理，切身的利益占去他全部的心思，难怪对下人会漫不经心的。后来县里一位领导“表态”：“照理说应该给你转正，可是事情复杂呀！”一句“复杂”又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领导也可以心安理得去办别的糊涂事。而我只能永远被“复杂”起来，不得“转正”。

我十分感叹，自己没有一点财富可以触动别人的贪婪，又没有一个“后台”能为自己撑腰。他自然就不放在眼里，何况又不是非做不可的事，甚至连考虑一下也未曾有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为着他自身的利益，恐怕还不惜牺牲别人的。这种人一点也不象是**的干部。每当跟他周旋了一阵之后，总觉得自己更矮小，失望得更快，有时就决意不再去向他乞讨求好，宁愿默默忍受困苦，还可以在精神上稍胜一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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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上级发出通知，所有“试用”、“代课”教师凡符合条件的均可办理“转正”手续。这些人员是“文革”前积压下来，都有十几年的工龄。对我来说，这无疑是在生存中又得到一次鼓舞。在评议会上，我象一件样品摆在众人面前，让大家一一验看，评头品足。好的是这次“转正”不受名额的限制，教师们都乐得说好话。不象后来又一次“民办”教师的“转正”，全公社五个名额，而符合条件的有二十七位。为了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大言不逊地摆自己的“功劳”“成绩”，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揭露别人的错误**，还要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各尽其能地表演着，差一步就是你死我活的相拼，实在怪可怜的。

可是，我的“转正”却受到上面的阻挠。县宣教组的“军代表”，一位由士兵提拔起来的朱长官，说我在“清队”中受“审查”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既然没有“结论”，当初却又把我“下放”，如今办理“转正”倒认真起来要“结论”，甚至扬言要追查是谁把我“回收”进来。这话在当年并不奇怪，因为“文革”还在进行，迫害就不会停止。

我理直气壮找“定案办”要“结论”去。他们却推得一干二净。不是原班人马，谁都可以说不知道，敷衍搪塞，不愿明确表态，自找责任。然而当初“审查”一个人，把人莫名其妙“下放”时，是那么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那时却谨慎起来。眼看别人都已“转正”，评级定薪，唯独我还悬着，心里不免着急。每个星期回家都不得不往县革委会大门跑去，象一只失群的蚂蚁，看去似有急事在身，却是被恐惧驱赶着，毫无把握地瞎撞而已。那个朱长官十分不耐烦，坐在办公室里动也不动，连打个招呼，说声“请坐”都不肯。往往是我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要说的话掷出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有时纠缠了好半天，他仍一言不发，勉强说出又是毫无考虑的余地，或象驱赶牲畜那样把我撵出来。有时也得到满口应承，得到一线希望，过后却毫无效应。我只得又跑上级，找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倒是十分热情，认为应该给我“转正”。可县里的人说：“那就叫他们下个通知吧！”推来挡去，把我当皮球耍了。那些人总是找出一切借口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也许在官场上他自身也有够多的烦恼要处理，切身的利益占去他全部的心思，难怪对下人会漫不经心的。后来县里一位领导“表态”：“照理说应该给你转正，可是事情复杂呀！”一句“复杂”又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领导也可以心安理得去办别的糊涂事。而我只能永远被“复杂”起来，不得“转正”。

我十分感叹，自己没有一点财富可以触动别人的贪婪，又没有一个“后台”能为自己撑腰。他自然就不放在眼里，何况又不是非做不可的事，甚至连考虑一下也未曾有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为着他自身的利益，恐怕还不惜牺牲别人的。这种人一点也不象是**的干部。每当跟他周旋了一阵之后，总觉得自己更矮小，失望得更快，有时就决意不再去向他乞讨求好，宁愿默默忍受困苦，还可以在精神上稍胜一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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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上级发出通知，所有“试用”、“代课”教师凡符合条件的均可办理“转正”手续。这些人员是“文革”前积压下来，都有十几年的工龄。对我来说，这无疑是在生存中又得到一次鼓舞。在评议会上，我象一件样品摆在众人面前，让大家一一验看，评头品足。好的是这次“转正”不受名额的限制，教师们都乐得说好话。不象后来又一次“民办”教师的“转正”，全公社五个名额，而符合条件的有二十七位。为了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大言不逊地摆自己的“功劳”“成绩”，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揭露别人的错误**，还要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各尽其能地表演着，差一步就是你死我活的相拼，实在怪可怜的。

可是，我的“转正”却受到上面的阻挠。县宣教组的“军代表”，一位由士兵提拔起来的朱长官，说我在“清队”中受“审查”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既然没有“结论”，当初却又把我“下放”，如今办理“转正”倒认真起来要“结论”，甚至扬言要追查是谁把我“回收”进来。这话在当年并不奇怪，因为“文革”还在进行，迫害就不会停止。

我理直气壮找“定案办”要“结论”去。他们却推得一干二净。不是原班人马，谁都可以说不知道，敷衍搪塞，不愿明确表态，自找责任。然而当初“审查”一个人，把人莫名其妙“下放”时，是那么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那时却谨慎起来。眼看别人都已“转正”，评级定薪，唯独我还悬着，心里不免着急。每个星期回家都不得不往县革委会大门跑去，象一只失群的蚂蚁，看去似有急事在身，却是被恐惧驱赶着，毫无把握地瞎撞而已。那个朱长官十分不耐烦，坐在办公室里动也不动，连打个招呼，说声“请坐”都不肯。往往是我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要说的话掷出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有时纠缠了好半天，他仍一言不发，勉强说出又是毫无考虑的余地，或象驱赶牲畜那样把我撵出来。有时也得到满口应承，得到一线希望，过后却毫无效应。我只得又跑上级，找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倒是十分热情，认为应该给我“转正”。可县里的人说：“那就叫他们下个通知吧！”推来挡去，把我当皮球耍了。那些人总是找出一切借口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也许在官场上他自身也有够多的烦恼要处理，切身的利益占去他全部的心思，难怪对下人会漫不经心的。后来县里一位领导“表态”：“照理说应该给你转正，可是事情复杂呀！”一句“复杂”又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领导也可以心安理得去办别的糊涂事。而我只能永远被“复杂”起来，不得“转正”。

我十分感叹，自己没有一点财富可以触动别人的贪婪，又没有一个“后台”能为自己撑腰。他自然就不放在眼里，何况又不是非做不可的事，甚至连考虑一下也未曾有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为着他自身的利益，恐怕还不惜牺牲别人的。这种人一点也不象是**的干部。每当跟他周旋了一阵之后，总觉得自己更矮小，失望得更快，有时就决意不再去向他乞讨求好，宁愿默默忍受困苦，还可以在精神上稍胜一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