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艰难人生――走别人安排的路（7）（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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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美娟精神上的压力比我要大。有时我身体支持不住，她只好自己去卖茶水，因为做生意不能歇着。她便一头茶水，一头吃奶的孩子，挑到村口的公路边，简直跟流浪的乞丐婆无异。有一次，她的一位同学看见了，竟大惊失色地喊叫起来，“娟！你怎么落到这地步，出来卖茶水了？你丈夫呢？”当美娟转告我的时候，她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难过。患难夫妻无暇，也不必表达彼此的情感，这淡淡的叙述就是最恩爱的语言。我得到极大的欣慰，可我心里总感到愧疚，我太无能了，对不起美娟，对不起两个孩子。

那期间，我又不得不把多年收藏的邮票卖了。破“四旧”时母亲和表弟烧去的仅仅是旧中国时期的邮票，还留着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邮票，以及一些外国邮票，总计数千枚。一位退休老医生得知我的不幸，通过朋友的介绍，特地从外县跑来找我，提出要买我的邮票，请我出个价。我知道，为了这些邮票，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了这些邮票，我被打成“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为了这些邮票，我沦落到如此地步，以至许多亲友都对我说，“不要再集邮了！”好象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应该彻底悔过自新。我也当真死了心，对邮票望而生畏，连举手可得的邮票也不敢去要，象一位被人抓住过的小偷，再不敢去触摸别人的东西。

我苦笑着对老医生说：“世界上所有的邮票都在目录上定了价，唯独我的邮票是任何一种邮票目录无法定价的，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和蒙受的苦楚，已远远超出邮票本身的价值。正如一个人的良心是无法定价，也不出卖一样，我只能使你失望了。”可是他仍一次次登门恳求，每次都带来不少礼物。我只好每次都让他带走一部分邮票作为回报。最后我被感动了，这是个懂得珍惜邮票的人，应该帮助娱乐他的晚年。我决定割爱，并非我更爱的是钱，尤如贫穷人家不得不将亲生儿女出卖一样，是因为养不起。这位老医生只能帮助我解决一点困难，他是无法帮助我解除所有的困苦。我也仅在希望我的邮票还能传递一点友谊。那些邮票若放到现在，可能价值不菲，我不后悔。但听说后来老医生得癌症去逝，那些邮票却被他的一位亲人带到香港去卖掉，连同我的友谊也被出卖了，那才令人遗憾。

八月份我的病好多了，虽然还不能长距离步行，却能骑自行车。我就把“茶水生意”交给美娟经营，自己将一辆自行车整修一番，换上大号辐条和一个能载客的大后架，准备上公路搞运输。后来居然也载过几趟客人。可是有一天，半路上竟跳出两个汉子，强行拦截我的车子，问我“干什么？”我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亮出一块红臂章，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自行车运输工人，禁止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与他们抢生意。说完便蛮不讲理地把我的顾客夺走，一点工钱也不算给我。真是岂有此理，连这种卖力气的营生也不自由，我这才深深感到，世道实在太艰难。

愤愤之下，我决定返回城里去，找当时那些当官的要饭吃。听说上面已有新的政策，准备有条件地“回收”“文革”中被“退职下放”的人员。既然是他们把我的“饭碗”拿走，就必须再归还给我。

个人的遭遇算不了什么，而且个人的灾难往往连着全国性的悲剧。我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终于走过来，感到庆幸和自豪，一点也不怨恨。一个人无论是“幸”或“不幸”，都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色彩，使生命更有意义，即使死了，也会更踏实，因为自己的人生已享用了世间的苦甜酸辣，经历了艰难困苦。何况我仍活得好好的，生命本身就是胜利者的强音。我只是不明白，当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难道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把广大青年学生和城镇居民当成政治舞台上的道具，随意搬出搬进。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动地按别人安排好的路子走去。对政治家来说，这也许是一步“好棋”，是疏导“人患”的最好办法。但人民的疾苦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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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美娟精神上的压力比我要大。有时我身体支持不住，她只好自己去卖茶水，因为做生意不能歇着。她便一头茶水，一头吃奶的孩子，挑到村口的公路边，简直跟流浪的乞丐婆无异。有一次，她的一位同学看见了，竟大惊失色地喊叫起来，“娟！你怎么落到这地步，出来卖茶水了？你丈夫呢？”当美娟转告我的时候，她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难过。患难夫妻无暇，也不必表达彼此的情感，这淡淡的叙述就是最恩爱的语言。我得到极大的欣慰，可我心里总感到愧疚，我太无能了，对不起美娟，对不起两个孩子。

那期间，我又不得不把多年收藏的邮票卖了。破“四旧”时母亲和表弟烧去的仅仅是旧中国时期的邮票，还留着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邮票，以及一些外国邮票，总计数千枚。一位退休老医生得知我的不幸，通过朋友的介绍，特地从外县跑来找我，提出要买我的邮票，请我出个价。我知道，为了这些邮票，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了这些邮票，我被打成“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为了这些邮票，我沦落到如此地步，以至许多亲友都对我说，“不要再集邮了！”好象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应该彻底悔过自新。我也当真死了心，对邮票望而生畏，连举手可得的邮票也不敢去要，象一位被人抓住过的小偷，再不敢去触摸别人的东西。

我苦笑着对老医生说：“世界上所有的邮票都在目录上定了价，唯独我的邮票是任何一种邮票目录无法定价的，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和蒙受的苦楚，已远远超出邮票本身的价值。正如一个人的良心是无法定价，也不出卖一样，我只能使你失望了。”可是他仍一次次登门恳求，每次都带来不少礼物。我只好每次都让他带走一部分邮票作为回报。最后我被感动了，这是个懂得珍惜邮票的人，应该帮助娱乐他的晚年。我决定割爱，并非我更爱的是钱，尤如贫穷人家不得不将亲生儿女出卖一样，是因为养不起。这位老医生只能帮助我解决一点困难，他是无法帮助我解除所有的困苦。我也仅在希望我的邮票还能传递一点友谊。那些邮票若放到现在，可能价值不菲，我不后悔。但听说后来老医生得癌症去逝，那些邮票却被他的一位亲人带到香港去卖掉，连同我的友谊也被出卖了，那才令人遗憾。

八月份我的病好多了，虽然还不能长距离步行，却能骑自行车。我就把“茶水生意”交给美娟经营，自己将一辆自行车整修一番，换上大号辐条和一个能载客的大后架，准备上公路搞运输。后来居然也载过几趟客人。可是有一天，半路上竟跳出两个汉子，强行拦截我的车子，问我“干什么？”我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亮出一块红臂章，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自行车运输工人，禁止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与他们抢生意。说完便蛮不讲理地把我的顾客夺走，一点工钱也不算给我。真是岂有此理，连这种卖力气的营生也不自由，我这才深深感到，世道实在太艰难。

愤愤之下，我决定返回城里去，找当时那些当官的要饭吃。听说上面已有新的政策，准备有条件地“回收”“文革”中被“退职下放”的人员。既然是他们把我的“饭碗”拿走，就必须再归还给我。

个人的遭遇算不了什么，而且个人的灾难往往连着全国性的悲剧。我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终于走过来，感到庆幸和自豪，一点也不怨恨。一个人无论是“幸”或“不幸”，都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色彩，使生命更有意义，即使死了，也会更踏实，因为自己的人生已享用了世间的苦甜酸辣，经历了艰难困苦。何况我仍活得好好的，生命本身就是胜利者的强音。我只是不明白，当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难道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把广大青年学生和城镇居民当成政治舞台上的道具，随意搬出搬进。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动地按别人安排好的路子走去。对政治家来说，这也许是一步“好棋”，是疏导“人患”的最好办法。但人民的疾苦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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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美娟精神上的压力比我要大。有时我身体支持不住，她只好自己去卖茶水，因为做生意不能歇着。她便一头茶水，一头吃奶的孩子，挑到村口的公路边，简直跟流浪的乞丐婆无异。有一次，她的一位同学看见了，竟大惊失色地喊叫起来，“娟！你怎么落到这地步，出来卖茶水了？你丈夫呢？”当美娟转告我的时候，她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难过。患难夫妻无暇，也不必表达彼此的情感，这淡淡的叙述就是最恩爱的语言。我得到极大的欣慰，可我心里总感到愧疚，我太无能了，对不起美娟，对不起两个孩子。

那期间，我又不得不把多年收藏的邮票卖了。破“四旧”时母亲和表弟烧去的仅仅是旧中国时期的邮票，还留着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邮票，以及一些外国邮票，总计数千枚。一位退休老医生得知我的不幸，通过朋友的介绍，特地从外县跑来找我，提出要买我的邮票，请我出个价。我知道，为了这些邮票，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了这些邮票，我被打成“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为了这些邮票，我沦落到如此地步，以至许多亲友都对我说，“不要再集邮了！”好象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应该彻底悔过自新。我也当真死了心，对邮票望而生畏，连举手可得的邮票也不敢去要，象一位被人抓住过的小偷，再不敢去触摸别人的东西。

我苦笑着对老医生说：“世界上所有的邮票都在目录上定了价，唯独我的邮票是任何一种邮票目录无法定价的，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和蒙受的苦楚，已远远超出邮票本身的价值。正如一个人的良心是无法定价，也不出卖一样，我只能使你失望了。”可是他仍一次次登门恳求，每次都带来不少礼物。我只好每次都让他带走一部分邮票作为回报。最后我被感动了，这是个懂得珍惜邮票的人，应该帮助娱乐他的晚年。我决定割爱，并非我更爱的是钱，尤如贫穷人家不得不将亲生儿女出卖一样，是因为养不起。这位老医生只能帮助我解决一点困难，他是无法帮助我解除所有的困苦。我也仅在希望我的邮票还能传递一点友谊。那些邮票若放到现在，可能价值不菲，我不后悔。但听说后来老医生得癌症去逝，那些邮票却被他的一位亲人带到香港去卖掉，连同我的友谊也被出卖了，那才令人遗憾。

八月份我的病好多了，虽然还不能长距离步行，却能骑自行车。我就把“茶水生意”交给美娟经营，自己将一辆自行车整修一番，换上大号辐条和一个能载客的大后架，准备上公路搞运输。后来居然也载过几趟客人。可是有一天，半路上竟跳出两个汉子，强行拦截我的车子，问我“干什么？”我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亮出一块红臂章，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自行车运输工人，禁止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与他们抢生意。说完便蛮不讲理地把我的顾客夺走，一点工钱也不算给我。真是岂有此理，连这种卖力气的营生也不自由，我这才深深感到，世道实在太艰难。

愤愤之下，我决定返回城里去，找当时那些当官的要饭吃。听说上面已有新的政策，准备有条件地“回收”“文革”中被“退职下放”的人员。既然是他们把我的“饭碗”拿走，就必须再归还给我。

个人的遭遇算不了什么，而且个人的灾难往往连着全国性的悲剧。我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终于走过来，感到庆幸和自豪，一点也不怨恨。一个人无论是“幸”或“不幸”，都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色彩，使生命更有意义，即使死了，也会更踏实，因为自己的人生已享用了世间的苦甜酸辣，经历了艰难困苦。何况我仍活得好好的，生命本身就是胜利者的强音。我只是不明白，当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难道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把广大青年学生和城镇居民当成政治舞台上的道具，随意搬出搬进。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动地按别人安排好的路子走去。对政治家来说，这也许是一步“好棋”，是疏导“人患”的最好办法。但人民的疾苦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