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创作人生――在忧患中诞生（4）（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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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我不停地思考着。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但一直是滞留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那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肚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期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我看他的作品就不说实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的作品只能给人一种忸怩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只是在堆砌词句，做文字游戏。他甚至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可是他的文章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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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我不停地思考着。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但一直是滞留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那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肚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期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我看他的作品就不说实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的作品只能给人一种忸怩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只是在堆砌词句，做文字游戏。他甚至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可是他的文章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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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我不停地思考着。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但一直是滞留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那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肚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期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我看他的作品就不说实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的作品只能给人一种忸怩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只是在堆砌词句，做文字游戏。他甚至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可是他的文章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