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创作人生――在忧患中诞生（5）（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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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套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正是开创事业的大好时机。我立即从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记本——重新请出来。

当那些“反革命”摆在我的桌上，我顿时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喜悦，象一个守财奴望着金灿灿的元宝，激动不已。可惜这次“隐藏”的时间太久，日记本已经潮湿发霉，上面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虫严重咬伤，本子散了架，成为一堆堆纸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这里面有记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评击，但要想从中理出个头绪，选取有意义的东西整理归类，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当初记日记不是创作，那时的整理却经历着创作的艰辛，比重新构思去写一部小说还费事。

有时，我会感到十分遥远，一位朋友曾劝告说：“现在已经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年龄了。再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允许发表有损领导者利益的文章。”年龄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来弥补。至于能不能发表，确实是个打击，但那时考虑这样的问题为时过早，我倘不知道要写的文章是啥样。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风格，只要它是独特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我就不必为何时发表而操心了。

问题是怎么个写法，我的日记似乎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我记下它们的时候，也未曾想过要为一个主题服务。而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很多就多写一点，一时想不出就三言两语了事。1968年虽整理过一次，也仅仅是按时间顺序，选择一些较有意义的事排列下来，这算不得创作。我也考虑过几个题目，如“理想与现实”，“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杂感”，“个人奋斗”等等，我的日记里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可是我怕力不从心，做不好这种需要精雕细刻的工作，我还是希望停留在日记这种体裁上。

我翻阅了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及《马上支日记》等几篇文章，看看鲁迅先生是怎样创作和发表他的日记。鲁迅说，“写日记的人成了名人，死后便有人把他的日记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为他没有‘摆空架子’，有着‘真面目’，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畏人知的’，虽然不象日记的正派，却不妨‘模仿着试试’。”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将来也绝不会是。如果想发表“正宗嫡派”的日记，恐怕不会“有人愿意把它印出。”若说是以日记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蓝本，以日记为载体，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诉人们。我所以要写，不是希望别人都象我这样。我仅仅想提供生活中无数模特儿的一个，让人们品评议论，能从中找到一点值得参考的，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后来我想，只能用剪辑一部记录片的手法，把历来的日记裁剪移接，使之成为有主题，有系列的文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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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套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正是开创事业的大好时机。我立即从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记本——重新请出来。

当那些“反革命”摆在我的桌上，我顿时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喜悦，象一个守财奴望着金灿灿的元宝，激动不已。可惜这次“隐藏”的时间太久，日记本已经潮湿发霉，上面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虫严重咬伤，本子散了架，成为一堆堆纸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这里面有记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评击，但要想从中理出个头绪，选取有意义的东西整理归类，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当初记日记不是创作，那时的整理却经历着创作的艰辛，比重新构思去写一部小说还费事。

有时，我会感到十分遥远，一位朋友曾劝告说：“现在已经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年龄了。再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允许发表有损领导者利益的文章。”年龄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来弥补。至于能不能发表，确实是个打击，但那时考虑这样的问题为时过早，我倘不知道要写的文章是啥样。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风格，只要它是独特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我就不必为何时发表而操心了。

问题是怎么个写法，我的日记似乎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我记下它们的时候，也未曾想过要为一个主题服务。而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很多就多写一点，一时想不出就三言两语了事。1968年虽整理过一次，也仅仅是按时间顺序，选择一些较有意义的事排列下来，这算不得创作。我也考虑过几个题目，如“理想与现实”，“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杂感”，“个人奋斗”等等，我的日记里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可是我怕力不从心，做不好这种需要精雕细刻的工作，我还是希望停留在日记这种体裁上。

我翻阅了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及《马上支日记》等几篇文章，看看鲁迅先生是怎样创作和发表他的日记。鲁迅说，“写日记的人成了名人，死后便有人把他的日记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为他没有‘摆空架子’，有着‘真面目’，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畏人知的’，虽然不象日记的正派，却不妨‘模仿着试试’。”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将来也绝不会是。如果想发表“正宗嫡派”的日记，恐怕不会“有人愿意把它印出。”若说是以日记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蓝本，以日记为载体，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诉人们。我所以要写，不是希望别人都象我这样。我仅仅想提供生活中无数模特儿的一个，让人们品评议论，能从中找到一点值得参考的，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后来我想，只能用剪辑一部记录片的手法，把历来的日记裁剪移接，使之成为有主题，有系列的文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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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套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正是开创事业的大好时机。我立即从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记本——重新请出来。

当那些“反革命”摆在我的桌上，我顿时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喜悦，象一个守财奴望着金灿灿的元宝，激动不已。可惜这次“隐藏”的时间太久，日记本已经潮湿发霉，上面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虫严重咬伤，本子散了架，成为一堆堆纸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这里面有记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评击，但要想从中理出个头绪，选取有意义的东西整理归类，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当初记日记不是创作，那时的整理却经历着创作的艰辛，比重新构思去写一部小说还费事。

有时，我会感到十分遥远，一位朋友曾劝告说：“现在已经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年龄了。再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允许发表有损领导者利益的文章。”年龄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来弥补。至于能不能发表，确实是个打击，但那时考虑这样的问题为时过早，我倘不知道要写的文章是啥样。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风格，只要它是独特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我就不必为何时发表而操心了。

问题是怎么个写法，我的日记似乎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我记下它们的时候，也未曾想过要为一个主题服务。而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很多就多写一点，一时想不出就三言两语了事。1968年虽整理过一次，也仅仅是按时间顺序，选择一些较有意义的事排列下来，这算不得创作。我也考虑过几个题目，如“理想与现实”，“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杂感”，“个人奋斗”等等，我的日记里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可是我怕力不从心，做不好这种需要精雕细刻的工作，我还是希望停留在日记这种体裁上。

我翻阅了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及《马上支日记》等几篇文章，看看鲁迅先生是怎样创作和发表他的日记。鲁迅说，“写日记的人成了名人，死后便有人把他的日记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为他没有‘摆空架子’，有着‘真面目’，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畏人知的’，虽然不象日记的正派，却不妨‘模仿着试试’。”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将来也绝不会是。如果想发表“正宗嫡派”的日记，恐怕不会“有人愿意把它印出。”若说是以日记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蓝本，以日记为载体，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诉人们。我所以要写，不是希望别人都象我这样。我仅仅想提供生活中无数模特儿的一个，让人们品评议论，能从中找到一点值得参考的，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后来我想，只能用剪辑一部记录片的手法，把历来的日记裁剪移接，使之成为有主题，有系列的文章。（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