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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也意识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检讨一下是必要的。如果因此恢心丧气,放弃努力,半途而废,将是十分危险的。比起成熟的作品,无疑要看出很大的距离。可是不该过早去考虑自己的成果,能到怎样的水准,就到怎样。我的朋友也不外是那种对不成名作者的作品,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他们并没有深入文章的主题,看不到作品中寄托的思想,和我个人为理想奋斗的意义,更不用说去考虑我的作品对社会有何用处。他们只是注意文章的技巧和表达能力,还有情节如何。我知道这方面会让他们失望的。
后来有一位老同学对我的《心迹》作了较认真的阅读,甚至还在他认为精彩处划下红线,表明他颇有同感。于是我得到一种嘉奖,我的《心迹》能给人力量了,我同时说出了别人想说的话。我的努力终归没有白费。忽然,我又着急起来,国家已允许人们畅所欲言,如果我不能争取尽早发表我的作品,而让别人的文章说尽我的观点看法,我的《心迹》又要变得毫无意义了,就象一项科研成果被别人抢先公布一样,同样的努力得不到同样的声誉。但这仅仅是瞬间的担忧,我清楚自己作品的尺度,不能企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发表。而且只要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我便放松了努力,缩短了目标,最多只能成为流行一时的摆设而已。
我决心继续努力,不间断地学习,隔一年或两年修改一次,就象一尊盆景要年年修剪,呵护,直到成形的一天。而且勤能补拙,别人三易其稿,我是九易、十易还不肯罢休,直到我十分满意为止,才算我的作品已走到尽头。我知道,不管我修改多少次,每次都能发现不妥之处,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也有时是整句整段的增删。每经过一次改动,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后来通过朋友的关系,我又让一位搞文学创作的人看了我《心迹》的一部分。他认为文章格调太低沉,埋怨数苦得多,感想多。认为我应该写一写周围同情和支持的人,才能让人看出这世界是光明的。
我想,对创作一部小说来说,他讲得一点不错。也许他没能理解我寄托的意思,也许我的文字没有把自己的意图表达清楚。我所以要写,不完全是为了数苦,我的遭遇在全国数百万不幸的人中算不得什么。有的惨遭涂炭的程度胜我百倍,我不够是极普通的一员,只是我要叫出自己的声音。我反复强调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情况,表明自己在逆境中的信心和勇气,并不懈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办到。我总结了经历过的一切,认为有自己的过错,也有当时社会的弊端。我的努力并没有靠别人来支持。事实上,在冷酷的现实生活里,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敢于公开执言,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只是背地里议论着,替不幸的人惋惜,不平。但是这有什么用?当年并不存在有一种议论的监督。现在倒好,许多作品写到“右派分子”时,有人暗中帮助,打抱不平,还有伟大的爱情伴随着,甚至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一位受人尊敬的英雄。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并非普遍现象,否则,悲剧就不该发生。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本身并不完美,为什么一定要自欺欺人?这跟阿Q自以为“被儿子打了”,有什么两样。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编造,把典型的事例作为普遍存在的法则去表现生活,我恐怕做不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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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也意识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检讨一下是必要的。如果因此恢心丧气,放弃努力,半途而废,将是十分危险的。比起成熟的作品,无疑要看出很大的距离。可是不该过早去考虑自己的成果,能到怎样的水准,就到怎样。我的朋友也不外是那种对不成名作者的作品,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他们并没有深入文章的主题,看不到作品中寄托的思想,和我个人为理想奋斗的意义,更不用说去考虑我的作品对社会有何用处。他们只是注意文章的技巧和表达能力,还有情节如何。我知道这方面会让他们失望的。
后来有一位老同学对我的《心迹》作了较认真的阅读,甚至还在他认为精彩处划下红线,表明他颇有同感。于是我得到一种嘉奖,我的《心迹》能给人力量了,我同时说出了别人想说的话。我的努力终归没有白费。忽然,我又着急起来,国家已允许人们畅所欲言,如果我不能争取尽早发表我的作品,而让别人的文章说尽我的观点看法,我的《心迹》又要变得毫无意义了,就象一项科研成果被别人抢先公布一样,同样的努力得不到同样的声誉。但这仅仅是瞬间的担忧,我清楚自己作品的尺度,不能企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发表。而且只要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我便放松了努力,缩短了目标,最多只能成为流行一时的摆设而已。
我决心继续努力,不间断地学习,隔一年或两年修改一次,就象一尊盆景要年年修剪,呵护,直到成形的一天。而且勤能补拙,别人三易其稿,我是九易、十易还不肯罢休,直到我十分满意为止,才算我的作品已走到尽头。我知道,不管我修改多少次,每次都能发现不妥之处,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也有时是整句整段的增删。每经过一次改动,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后来通过朋友的关系,我又让一位搞文学创作的人看了我《心迹》的一部分。他认为文章格调太低沉,埋怨数苦得多,感想多。认为我应该写一写周围同情和支持的人,才能让人看出这世界是光明的。
我想,对创作一部小说来说,他讲得一点不错。也许他没能理解我寄托的意思,也许我的文字没有把自己的意图表达清楚。我所以要写,不完全是为了数苦,我的遭遇在全国数百万不幸的人中算不得什么。有的惨遭涂炭的程度胜我百倍,我不够是极普通的一员,只是我要叫出自己的声音。我反复强调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情况,表明自己在逆境中的信心和勇气,并不懈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办到。我总结了经历过的一切,认为有自己的过错,也有当时社会的弊端。我的努力并没有靠别人来支持。事实上,在冷酷的现实生活里,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敢于公开执言,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只是背地里议论着,替不幸的人惋惜,不平。但是这有什么用?当年并不存在有一种议论的监督。现在倒好,许多作品写到“右派分子”时,有人暗中帮助,打抱不平,还有伟大的爱情伴随着,甚至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一位受人尊敬的英雄。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并非普遍现象,否则,悲剧就不该发生。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本身并不完美,为什么一定要自欺欺人?这跟阿Q自以为“被儿子打了”,有什么两样。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编造,把典型的事例作为普遍存在的法则去表现生活,我恐怕做不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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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也意识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检讨一下是必要的。如果因此恢心丧气,放弃努力,半途而废,将是十分危险的。比起成熟的作品,无疑要看出很大的距离。可是不该过早去考虑自己的成果,能到怎样的水准,就到怎样。我的朋友也不外是那种对不成名作者的作品,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他们并没有深入文章的主题,看不到作品中寄托的思想,和我个人为理想奋斗的意义,更不用说去考虑我的作品对社会有何用处。他们只是注意文章的技巧和表达能力,还有情节如何。我知道这方面会让他们失望的。
后来有一位老同学对我的《心迹》作了较认真的阅读,甚至还在他认为精彩处划下红线,表明他颇有同感。于是我得到一种嘉奖,我的《心迹》能给人力量了,我同时说出了别人想说的话。我的努力终归没有白费。忽然,我又着急起来,国家已允许人们畅所欲言,如果我不能争取尽早发表我的作品,而让别人的文章说尽我的观点看法,我的《心迹》又要变得毫无意义了,就象一项科研成果被别人抢先公布一样,同样的努力得不到同样的声誉。但这仅仅是瞬间的担忧,我清楚自己作品的尺度,不能企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发表。而且只要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我便放松了努力,缩短了目标,最多只能成为流行一时的摆设而已。
我决心继续努力,不间断地学习,隔一年或两年修改一次,就象一尊盆景要年年修剪,呵护,直到成形的一天。而且勤能补拙,别人三易其稿,我是九易、十易还不肯罢休,直到我十分满意为止,才算我的作品已走到尽头。我知道,不管我修改多少次,每次都能发现不妥之处,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也有时是整句整段的增删。每经过一次改动,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后来通过朋友的关系,我又让一位搞文学创作的人看了我《心迹》的一部分。他认为文章格调太低沉,埋怨数苦得多,感想多。认为我应该写一写周围同情和支持的人,才能让人看出这世界是光明的。
我想,对创作一部小说来说,他讲得一点不错。也许他没能理解我寄托的意思,也许我的文字没有把自己的意图表达清楚。我所以要写,不完全是为了数苦,我的遭遇在全国数百万不幸的人中算不得什么。有的惨遭涂炭的程度胜我百倍,我不够是极普通的一员,只是我要叫出自己的声音。我反复强调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情况,表明自己在逆境中的信心和勇气,并不懈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办到。我总结了经历过的一切,认为有自己的过错,也有当时社会的弊端。我的努力并没有靠别人来支持。事实上,在冷酷的现实生活里,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敢于公开执言,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只是背地里议论着,替不幸的人惋惜,不平。但是这有什么用?当年并不存在有一种议论的监督。现在倒好,许多作品写到“右派分子”时,有人暗中帮助,打抱不平,还有伟大的爱情伴随着,甚至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一位受人尊敬的英雄。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并非普遍现象,否则,悲剧就不该发生。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本身并不完美,为什么一定要自欺欺人?这跟阿Q自以为“被儿子打了”,有什么两样。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编造,把典型的事例作为普遍存在的法则去表现生活,我恐怕做不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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