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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间学校我只呆了一个学期。1979年3月,我又被调到一间完全中学任教,这次不是我个人的请求,是工作上的需要。那里的一位英语教师出国去了,需要一位能教高中英语的教师。我好歹受过培训,无中推有。我只好加倍努力,拼命来做这超出我能力的工作。想不到“福兮祸所倚”,在这里我再一次遭遇挫折。
由于“文革”的耽搁,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已多年未调。所以每逢发薪日,本该高兴的事,对我却象是遇到忌日无异,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拿在手中的那可怜的四、五张钞票,不用数就知道是多少。报酬与工作量极不相称,加上市场上物价飞涨,那几个钱的价值,已“今非昔比”。如何养活一家人,又摆在眼前。可要是有人问我:“一个月多少工资?”,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四二五”(四十二元五),好象一点不嫌少。其实喜欢打听别人工资的人,多半是带有瞧不起人的势利眼,对他们可不用装穷。即使他们表示了同情,也不能当真。
好容易盼来一个消息:1979年10月起将再次“调资”。于是教师们喜形于色,大家碰到一块,谈论的中心就是“调资”。前两年曾有过两次“调资”,但范围小,受调人员有限,基本上是有职位的人“承包”了。这一次是百分四十的比例,难怪大家都在跷首以待。
直盼到1980年4月,“调资”工作才正式开始。当时学校里在有资格参加“调资”的教师中,按比例可评上十四个名额。我觉得自己教了二十年书,那时又担任着高中毕业班的功课,在“第一线”工作,不久前,还被评为县优秀班主任,承担过一次全公社的公开教学,算得上是教学骨干了吧!论“贡献”应该不比别人差。本人工资又如此之低,还不如一个刚毕业的大专生待遇。对照条件,我以为这次评上没问题,心里甜滋滋地等待着。
教师们各有各的打算,都在算计着这十四个名额的分配,谁也不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人人都想得到,连那些平日不干工作的人,在钱的面前也都干劲十足。他们深知自己的不足,便从“手段”、“策略”方面下工夫。几个人聚在一块喝茶聊天,互相吹捧,建立“统一战线”。他们的脚步明显勤快起来,“串门”的次数多了,找领导“谈心”的时间长了。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可见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而我却一头扎在工作里,因为毕业班有好多事要做,我的时间全花在学生身上。那时我每星期要跑许多路,到每个学生家里去访问,做毕业前的思想工作,无暇顾及到“调资”的事,我以为学校领导自会替我考虑,就象我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替他们负责一样。
开始比“贡献”的时候,每个人在会上都大言不惭地宣扬自己,把鸡毛蒜皮的事加于扩大升华,便成为了不起的“贡献”。有的从“盘古开天地”讲起,连参加少先队也是一段光荣史。这一来,一个晚上只能二、三人发言,为此连续开了几个夜晚的会,每晚都到十二点多才收场。搞得大家无精打彩,哪有心思去考虑教学。我不想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只是简单讲了一些工作情况,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好象还在表现一种谦虚。殊不知,领导让你说,你不说,跟领导不叫你说,你偏说,一样是个傻。
后来分组讨论,以唱票方式提出“调资”侯选人名单。结果那些串通好的人提出的人选,彼此十分相似,都是圈子里的人,即使那人工作糟透,也毫不脸红把他推出,根本不是对照条件,择优评选。我大吃一惊,校长竟然相信所谓“多数”,看来他根本没有深入了解每位老师的实际工作表现,只图省事,或者他另有难言之处。我发觉自己又书生气十足,过分相信上级的所谓“调资”政策,以为别人也象自己那样能公正待人。本来我这人不会抽烟喝酒,不善跟大伙一起玩乐,别人都视我为一个“孤僻”的人,在同事中没有几个“知己”,没有“基本群众”,以这样的人际关系,我的票数还能多吗?看来“落选”是必然的结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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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间学校我只呆了一个学期。1979年3月,我又被调到一间完全中学任教,这次不是我个人的请求,是工作上的需要。那里的一位英语教师出国去了,需要一位能教高中英语的教师。我好歹受过培训,无中推有。我只好加倍努力,拼命来做这超出我能力的工作。想不到“福兮祸所倚”,在这里我再一次遭遇挫折。
由于“文革”的耽搁,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已多年未调。所以每逢发薪日,本该高兴的事,对我却象是遇到忌日无异,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拿在手中的那可怜的四、五张钞票,不用数就知道是多少。报酬与工作量极不相称,加上市场上物价飞涨,那几个钱的价值,已“今非昔比”。如何养活一家人,又摆在眼前。可要是有人问我:“一个月多少工资?”,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四二五”(四十二元五),好象一点不嫌少。其实喜欢打听别人工资的人,多半是带有瞧不起人的势利眼,对他们可不用装穷。即使他们表示了同情,也不能当真。
好容易盼来一个消息:1979年10月起将再次“调资”。于是教师们喜形于色,大家碰到一块,谈论的中心就是“调资”。前两年曾有过两次“调资”,但范围小,受调人员有限,基本上是有职位的人“承包”了。这一次是百分四十的比例,难怪大家都在跷首以待。
直盼到1980年4月,“调资”工作才正式开始。当时学校里在有资格参加“调资”的教师中,按比例可评上十四个名额。我觉得自己教了二十年书,那时又担任着高中毕业班的功课,在“第一线”工作,不久前,还被评为县优秀班主任,承担过一次全公社的公开教学,算得上是教学骨干了吧!论“贡献”应该不比别人差。本人工资又如此之低,还不如一个刚毕业的大专生待遇。对照条件,我以为这次评上没问题,心里甜滋滋地等待着。
教师们各有各的打算,都在算计着这十四个名额的分配,谁也不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人人都想得到,连那些平日不干工作的人,在钱的面前也都干劲十足。他们深知自己的不足,便从“手段”、“策略”方面下工夫。几个人聚在一块喝茶聊天,互相吹捧,建立“统一战线”。他们的脚步明显勤快起来,“串门”的次数多了,找领导“谈心”的时间长了。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可见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而我却一头扎在工作里,因为毕业班有好多事要做,我的时间全花在学生身上。那时我每星期要跑许多路,到每个学生家里去访问,做毕业前的思想工作,无暇顾及到“调资”的事,我以为学校领导自会替我考虑,就象我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替他们负责一样。
开始比“贡献”的时候,每个人在会上都大言不惭地宣扬自己,把鸡毛蒜皮的事加于扩大升华,便成为了不起的“贡献”。有的从“盘古开天地”讲起,连参加少先队也是一段光荣史。这一来,一个晚上只能二、三人发言,为此连续开了几个夜晚的会,每晚都到十二点多才收场。搞得大家无精打彩,哪有心思去考虑教学。我不想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只是简单讲了一些工作情况,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好象还在表现一种谦虚。殊不知,领导让你说,你不说,跟领导不叫你说,你偏说,一样是个傻。
后来分组讨论,以唱票方式提出“调资”侯选人名单。结果那些串通好的人提出的人选,彼此十分相似,都是圈子里的人,即使那人工作糟透,也毫不脸红把他推出,根本不是对照条件,择优评选。我大吃一惊,校长竟然相信所谓“多数”,看来他根本没有深入了解每位老师的实际工作表现,只图省事,或者他另有难言之处。我发觉自己又书生气十足,过分相信上级的所谓“调资”政策,以为别人也象自己那样能公正待人。本来我这人不会抽烟喝酒,不善跟大伙一起玩乐,别人都视我为一个“孤僻”的人,在同事中没有几个“知己”,没有“基本群众”,以这样的人际关系,我的票数还能多吗?看来“落选”是必然的结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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