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回（3) 瞒天过海偷梁换玉柱 水落石出淘沙见真金（2 / 2）

黄鹤楼牌极品香烟的身价虽然比不得大中华，亦是香烟中的名品，一包要好几十元，不是普通老百姓消费的起的。

“那我今天就沾沾陶老兄的光了。”柳云涛调侃着，便顺手从香烟盒中抽出一支点燃吸着。他虽然吸惯了比较清淡的阿诗玛，吸不惯这种劲大的壮烟，但在名品面前也不能免俗，被诱惑给征服了。

葛忠不吸烟，便笑着自嘲道：“我是无福消受的，今天陶总的光是沾不上喽！”又开玩笑道：“陶总还说老总不必分真假，您这一包黄鹤楼能顶半条阿诗玛，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嘛！”

陶玉清这回被逗乐了，大笑道：“兄弟别和我开涮了。今天我来是向你们求助的，就是想来问问你们二位领导，我那个下岗的亲戚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过来公司上班呀？”

“您是说的您那个表妹？”柳云涛问道。对于陶玉清表妹的情况，柳云涛和葛忠都是知道的，杜民生在公司的办公会上也曾提起过。她是针织厂一位四十多岁的下岗职工，文化水平很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又没有什么专长，连普通话都讲不好，就是让她来接个电话恐怕都接不好。陶玉清原本是要让她来公司做个勤杂工的。可是，新组建的惠达公司是个股份制民营企业，比不得国营公司，又处于初创时期，家底很薄。眼下为了公司创收，要一个人顶几个人用，要养这样可有可无的闲人，一时间很难做出适当的安排。“要马上安排来上班，恐怕是有些困难。您也是咱们公司的股东，公司的情况您应该是很清楚的，现在安排她来干什么呢？”

柳云涛虽然对陶玉清的这个要求甚为同情，但这也不是自己和葛忠两个人同意就能定夺得了的事情，因为这要牵扯到好多股东的切身利益。再者说，公司现时下也有公司的困难，多上一个人就多一份开资开销，其他股东也未必能够同意。

“其实我也不想向你们来张这个嘴，你们哥俩说说，现在他们两口子都下岗，没有一点固定的收入来源，孩子又在上大学，天天都要用钱，这日子可让他们怎么过呀？现在他们两口子天天到我家来上班，磨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都快要急疯了！”陶玉清抓耳挠腮地嘟嘟着，急切畏难之情油然溢于言表。

“您自己有那么大个国营企业，您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给她安排安排？”葛忠也觉得时下在公司安排有困难，竭力想把这个皮球给踢回去。另外，他对陶玉清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多少也有些不理解。

“哎呀，我的两位领导！你们有所不知，我那个企业确实不小，几百号人呐。按常理来讲，以我在公司的位置和权利，想在企业安排个人上班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可你们不要忘了，我那工厂也有一大堆下岗职工呢！我的表妹又不是我们企业的职工，我如果放着本企业的下岗职工不去安置，而是利用职权之便独独地把她先给安置了，还不得惹得本公司下岗职工起来搞暴动啊！我但凡自己有办法可想，就不来麻烦你们二位了。我又没病！”陶玉清越说越激动，泛光的赤红脸膛益发地胀红起来。

看着陶玉清真情流露的表白，柳云涛深有感触地蹙紧了眉头。慨叹道：“唉，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积重难返，最难根治的一个顽症啊！全国一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城镇职工下岗失业，这可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国家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

陶玉清苦笑着，一脸无奈地说道：“我现在实在是搞不明白，我们国家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每年的国民经济都在以两位数字的比例高速增长，怎么会让下岗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呢？”

继而又愤愤地说道：“象我们这样大的年纪大多都在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那时，虽然一个月挣不过三四十块钱，生活是艰苦了点，可我们月月都能保证发工资，天天都能有饭吃，哪儿会有今天这样的忧虑，天天为担心下岗失业没饭吃而发愁！难怪小平同志刚上台不久，就有人编出歌谣说‘宁要毛爷爷的二级工，不要邓伯伯的致富经’这话讲得实在是有些先见之明！”

听着陶玉清的满腹牢骚，触动了葛忠的愁肠，如同遇到知音一般。于是跟着感叹道：“我自己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辛辛苦苦干了二三十年，党叫干啥就干啥，可工作岗位说没就没了。现在是亲爹不管，后娘不问，竟变成了个没有坟茔的‘野鬼’了。一年到头不但一分钱的工资没有，公司没了，连劳动保险也没人给交了，医疗保险根本就没有人给受理，就是有钱想交都没处去交去。要不是朋友们合作成立了这家小公司，真不知道能到哪里去找口饭吃！”

葛忠现身说法的一席话，说得陶玉清不住地点头。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可不是吗，常总、欧阳处长和我，之所以要加盟兴办这家小小的贸易公司，还不就是想多给自己留条后路吗？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搞企业改制，大肆拍卖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我们周围好多中小型企业都变成了民营股份制企业。今后的国有大型企业恐怕也难逃此劫。今后我们这些人真不知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

同为下岗大军的一个成员，柳云涛心里也有他自己的痛楚。在现而今的中国，下岗一族的成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催人泪下的惨痛经历。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怨天尤人的发发牢骚本也无可厚非，人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情动于中而发于外嘛。但是他的历史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告诉他，这种暮气深沉的中国特色式的牢骚，其实发多了也没有多大意义，不发也罢！

他心中清清楚楚地知道：现而今被人戏称为“妈妈”的党，这位伟大而慈爱的母亲，在一大二公的地盘里已经没有，也不可能有充裕的“奶水”来直接供养千千万万嗷嗷待哺的下岗子女了，做为千千万万下岗大军中的一员，要想生存下去，要想生活的不比同龄人差，只有奋起自立，自己去刨食找饭吃，人总不能靠“妈妈”的“奶水”养活一辈子！

试想：人类社会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当今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多少个朝代，多少个国家的老百姓是靠政府直接来给安排工作岗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弟兄二人发明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给后世的社会主义政府提供了打造“铁饭碗”的机会，这种伟大的社会实践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但也正如他们所发明创立的唯物辨证法所预言的一样，什么事情都是要一分为二的。“下岗”便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副产品！

其实仔仔细细想一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在现今各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各个国家里，失业人口的客观存在莫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度里独有的，只是人家好多洋鬼子不称“下岗”或“待业”罢了。

曾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撒切尔革命”时期，失业人口最高时达到三百多万人，占当时全国五千五百六十七万人口的5.4%。现代头号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虽然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但年年月月也不乏失业人口的存在。

现而今的朋友们之所以对“下岗”痛心疾首、怨声载道。大概是源于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误读。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全社会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如果有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帜下找不到饭吃，那这种社会制度还会是社会主义吗？

自1847年《**宣言》问世以来，又自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俄国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以来，国际**运动给人们提供了太多的“社会主义”版本。有前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版本，有前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版本，有阿尔巴尼亚的“正统社会主义”的版本，有罗马尼亚“**独裁的社会主义”的版本，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发人深思。而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为例，粉碎“四人帮”的前后就是内容全然迥异的两个“社会主义”的版本。因而在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

在中国，凡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崇尚社会主义的人们，都曾天真地认为在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条件下，“大锅饭”和“铁饭碗”才是正宗的社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国度中，人人都有应该拥有一个“铁饭碗”，而这个“铁饭碗”是不能而且也不应该被取缔或打碎的。如若不然，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呢？

而如果把“下岗”或“失业”放到更广大的社会背景或更深远的社会背景去认识去思考，把社会主义放到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认识去思考；恐怕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莫名惊诧”和“怨声载道”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

[..]

但是，日本的龙永泰还没有正式做合同开信用证下订单，而且直接参与操作的外贸公司的常建军也未到场，他不便明确表态。可既然生意已谈到这个份上，事情总得有说法，有个交待呀！

于是，柳云涛应道：“这个事情迟早是要讨论清楚的，不讨论清楚你们也不好下这个决心。我们在大批量订货时，预付订金是肯定要付的，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争议。不过日本的客户还未正式下订单，今天常总也没过来，究竟这个预付订金按什么比例预付，还是得具体谈一谈。另外，按通常惯例，日本客户在正式下订单之前，还需要到你们工厂去实地考察考察。”

看着柳云涛已然交了底，梁老先生满脸脸佛笑地说道：“这个自然，这个自然！欢迎日本客户到我们厂做实地考察。到时候，也欢迎你们各位一起到我们工厂去看看。我们那里虽然地方不大，名胜景点还是不老少的，也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旅游胜地，欢迎你们各位到我们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

柳云涛和梁老先生你来我往地交流着情况，讨论着合作的具体细节。葛忠和小梁也时不时地插上一两句。吴忠信和张厂长则是“许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双方的探讨议论。这种主客易位的角色置换在自然而然中已经完成，就好象自打各位客人进得门来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没有人对这种商务谈话的格局再提出任何异议！

主客双方激情交织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基本的合作事项已经大致理出了个头绪，讨论的气氛越来越融洽。柳云涛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十二点。待梁老先生的话头一打结，柳云涛便舒缓地站起身来，热情洋溢地说道：“今天咱们大家是千里有缘来相会，中午我们做个东道，请各位吃顿便饭，咱们东海大酒店的阿二煨罐汤可是大有名气的啊！”

他回首又对仍然端坐着的葛忠吩咐道：“葛总，你和小阮先去安排一下，就在楼下餐厅订个雅间吧！”

梁老先生见柳云涛这样安排，便站起身来笑着谦辞地礼让道：“还是我们请，你们是我们的财神爷，还是我们请吧！”

柳云涛爽朗地一笑，说道：“快不要说这样的话，哪儿有让客人请吃饭的道理，等我们到了你们蒲城，您老兄再请！”

吴忠信和张厂长见状，也随着默默地站起身来。鬼没捣成，反而被剥了个体无完肤，这一对难兄难弟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

大家相拥着向楼下走去。

吃罢了午饭，把蒲城的梁氏父子送走后，柳云涛没有再请吴忠信和张厂长上楼回办公室，就在酒店的大厅门口和二人匆匆做了个简单的交待，他道：“你们二人也都是忙人，我就不再留你们了。这样吧，今天这个关系算是接上了，不管怎么说，你们二位也是有功之臣，这件事你们二位回去后还要和常总讲一下，我也不特意给他打电话了。今后有什么事不要再瞒着闷着的，大家都是朋友，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我可以代表我们公司向你们二位做个承诺，不会亏待你们的，你们就放心好了。”范忠信臊摸搭眼地和张厂长听柳云涛交待完了，也没脸再说什么，便唯唯连声地去了。

回到办公室，柳云涛和葛忠谈论了好一会儿，心中仍然愤愤不已，都觉得吴忠信这个人品行太低下，贪利忘义，不择手段。连多年的好朋友都可以骗，还有什么人不可以骗呢？两个人商量着要向常建军揭破这件事，又都觉得再和常建军捣后帐也没什么意思，说破了只会无端增加他的烦恼，便决定把这摊子烂事压下就算了；一场风波过后，自己也没遭受到什么损失，说到底客户也是人家请来的，最终洽谈的结果也不错，就适可而止吧！对这种蝇营狗苟的小人，今后少打交道就是了。

柳云涛和葛忠正在办公室里絮絮叨叨地议论着吴忠信的糟心事，不想就在这当口儿，一位不速之客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哎呀，我今天的运气真不错，两位老总都在，省得我象个没头的苍蝇似的到处瞎撞了！”来人满身酒气，高门大嗓地嚷着。

听来人高门大嗓地这么一嚷，把柳云涛和葛忠两人都给嚷乐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是陶玉清到了。刚一抬头，陶玉清已由外屋冲到了两人面前，兴冲冲地上来和两人握着手。

陶玉请是江城东风机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年龄和柳云涛相若，也在五十上下，个头也和柳云涛差不多，只是长得着肩宽背挺，显得比柳云涛更加粗壮而已。他是一位道地的大武汉人，生就一长国字脸，赤红的脸膛泛着油光，两道又粗又黑的杠子眉横架在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之上，一头浓密乌黑的短发发丝象朝天的刷子一样齐刷刷地向上直立着。说话高门大嗓，脸上透着一股英武强悍之气，加上他那满身喷放的酒气，亚赛是当阳桥头“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猛张飞再世。

看来他是刚刚从酒场上下来，而且肯定是遇到了实力雄厚的对手。观其神情，这酒虽然喝的不算是很高，怕也有###分了。

陶玉清也是惠达公司的在册股东，今天突然造访，不知所为何事？

葛忠和他相熟，见他醉态可掬，便和他打趣道：“我们哥俩算是什么老总，都是沦落江湖的下岗职工，您老兄才是真正的国营企业的大老总，不要拿我们取笑了。”

“什么真的假的，我现在每天搞得焦头烂额的，哪儿有你们哥俩这样安逸！”他愤愤不平地抗辩道，一点也没有开心取乐的意思。

陶玉清虽然在东风机械有限公司是一位坐镇一方，可以呼风唤雨的国营大企业的大老总，但由于时下企业经营不景气，企业又面临改制，每天烦心的事不知有多少。酒后吐真言，似他这样的言语情态决不是作伪，而是说的实实在在的心里话，是该给与同情和理解的。

他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多条谋生之道，才在杜民生那三寸不烂之舌的鼓动下加盟惠达鱼粉饲料有限公司的，也算是来个狡兔三窟吧。其实，眼时下在当地乃至全国各地，抱有这种心态并为自己预留后路的国营企业老总并不在少数。在企业改制的风暴之中，**给的铁饭碗时时都有被打破的危险。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谁能没有点后顾之忧呢？

柳云涛和葛忠相视一笑，不想和他一个醉人抬杠。待见他已经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便把话题一转，笑问道：“陶总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找我们哥俩有什么见教？”说着话就从香烟盒中弹出一支阿诗玛香烟递了过去。

“您这烟太淡，没劲。还是抽我的！”陶玉清用手一拦，从兜里掏出一包极品黄鹤楼牌香烟，打开烟盒盒盖，用力向柳云涛面前一送。

黄鹤楼牌极品香烟的身价虽然比不得大中华，亦是香烟中的名品，一包要好几十元，不是普通老百姓消费的起的。

“那我今天就沾沾陶老兄的光了。”柳云涛调侃着，便顺手从香烟盒中抽出一支点燃吸着。他虽然吸惯了比较清淡的阿诗玛，吸不惯这种劲大的壮烟，但在名品面前也不能免俗，被诱惑给征服了。

葛忠不吸烟，便笑着自嘲道：“我是无福消受的，今天陶总的光是沾不上喽！”又开玩笑道：“陶总还说老总不必分真假，您这一包黄鹤楼能顶半条阿诗玛，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嘛！”

陶玉清这回被逗乐了，大笑道：“兄弟别和我开涮了。今天我来是向你们求助的，就是想来问问你们二位领导，我那个下岗的亲戚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过来公司上班呀？”

“您是说的您那个表妹？”柳云涛问道。对于陶玉清表妹的情况，柳云涛和葛忠都是知道的，杜民生在公司的办公会上也曾提起过。她是针织厂一位四十多岁的下岗职工，文化水平很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又没有什么专长，连普通话都讲不好，就是让她来接个电话恐怕都接不好。陶玉清原本是要让她来公司做个勤杂工的。可是，新组建的惠达公司是个股份制民营企业，比不得国营公司，又处于初创时期，家底很薄。眼下为了公司创收，要一个人顶几个人用，要养这样可有可无的闲人，一时间很难做出适当的安排。“要马上安排来上班，恐怕是有些困难。您也是咱们公司的股东，公司的情况您应该是很清楚的，现在安排她来干什么呢？”

柳云涛虽然对陶玉清的这个要求甚为同情，但这也不是自己和葛忠两个人同意就能定夺得了的事情，因为这要牵扯到好多股东的切身利益。再者说，公司现时下也有公司的困难，多上一个人就多一份开资开销，其他股东也未必能够同意。

“其实我也不想向你们来张这个嘴，你们哥俩说说，现在他们两口子都下岗，没有一点固定的收入来源，孩子又在上大学，天天都要用钱，这日子可让他们怎么过呀？现在他们两口子天天到我家来上班，磨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都快要急疯了！”陶玉清抓耳挠腮地嘟嘟着，急切畏难之情油然溢于言表。

“您自己有那么大个国营企业，您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给她安排安排？”葛忠也觉得时下在公司安排有困难，竭力想把这个皮球给踢回去。另外，他对陶玉清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多少也有些不理解。

“哎呀，我的两位领导！你们有所不知，我那个企业确实不小，几百号人呐。按常理来讲，以我在公司的位置和权利，想在企业安排个人上班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可你们不要忘了，我那工厂也有一大堆下岗职工呢！我的表妹又不是我们企业的职工，我如果放着本企业的下岗职工不去安置，而是利用职权之便独独地把她先给安置了，还不得惹得本公司下岗职工起来搞暴动啊！我但凡自己有办法可想，就不来麻烦你们二位了。我又没病！”陶玉清越说越激动，泛光的赤红脸膛益发地胀红起来。

看着陶玉清真情流露的表白，柳云涛深有感触地蹙紧了眉头。慨叹道：“唉，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积重难返，最难根治的一个顽症啊！全国一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城镇职工下岗失业，这可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国家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

陶玉清苦笑着，一脸无奈地说道：“我现在实在是搞不明白，我们国家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每年的国民经济都在以两位数字的比例高速增长，怎么会让下岗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呢？”

继而又愤愤地说道：“象我们这样大的年纪大多都在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那时，虽然一个月挣不过三四十块钱，生活是艰苦了点，可我们月月都能保证发工资，天天都能有饭吃，哪儿会有今天这样的忧虑，天天为担心下岗失业没饭吃而发愁！难怪小平同志刚上台不久，就有人编出歌谣说‘宁要毛爷爷的二级工，不要邓伯伯的致富经’这话讲得实在是有些先见之明！”

听着陶玉清的满腹牢骚，触动了葛忠的愁肠，如同遇到知音一般。于是跟着感叹道：“我自己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辛辛苦苦干了二三十年，党叫干啥就干啥，可工作岗位说没就没了。现在是亲爹不管，后娘不问，竟变成了个没有坟茔的‘野鬼’了。一年到头不但一分钱的工资没有，公司没了，连劳动保险也没人给交了，医疗保险根本就没有人给受理，就是有钱想交都没处去交去。要不是朋友们合作成立了这家小公司，真不知道能到哪里去找口饭吃！”

葛忠现身说法的一席话，说得陶玉清不住地点头。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可不是吗，常总、欧阳处长和我，之所以要加盟兴办这家小小的贸易公司，还不就是想多给自己留条后路吗？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搞企业改制，大肆拍卖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我们周围好多中小型企业都变成了民营股份制企业。今后的国有大型企业恐怕也难逃此劫。今后我们这些人真不知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

同为下岗大军的一个成员，柳云涛心里也有他自己的痛楚。在现而今的中国，下岗一族的成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催人泪下的惨痛经历。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怨天尤人的发发牢骚本也无可厚非，人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情动于中而发于外嘛。但是他的历史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告诉他，这种暮气深沉的中国特色式的牢骚，其实发多了也没有多大意义，不发也罢！

他心中清清楚楚地知道：现而今被人戏称为“妈妈”的党，这位伟大而慈爱的母亲，在一大二公的地盘里已经没有，也不可能有充裕的“奶水”来直接供养千千万万嗷嗷待哺的下岗子女了，做为千千万万下岗大军中的一员，要想生存下去，要想生活的不比同龄人差，只有奋起自立，自己去刨食找饭吃，人总不能靠“妈妈”的“奶水”养活一辈子！

试想：人类社会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当今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多少个朝代，多少个国家的老百姓是靠政府直接来给安排工作岗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弟兄二人发明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给后世的社会主义政府提供了打造“铁饭碗”的机会，这种伟大的社会实践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但也正如他们所发明创立的唯物辨证法所预言的一样，什么事情都是要一分为二的。“下岗”便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副产品！

其实仔仔细细想一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在现今各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各个国家里，失业人口的客观存在莫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度里独有的，只是人家好多洋鬼子不称“下岗”或“待业”罢了。

曾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撒切尔革命”时期，失业人口最高时达到三百多万人，占当时全国五千五百六十七万人口的5.4%。现代头号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虽然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但年年月月也不乏失业人口的存在。

现而今的朋友们之所以对“下岗”痛心疾首、怨声载道。大概是源于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误读。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全社会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如果有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帜下找不到饭吃，那这种社会制度还会是社会主义吗？

自1847年《**宣言》问世以来，又自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俄国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以来，国际**运动给人们提供了太多的“社会主义”版本。有前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版本，有前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版本，有阿尔巴尼亚的“正统社会主义”的版本，有罗马尼亚“**独裁的社会主义”的版本，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发人深思。而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为例，粉碎“四人帮”的前后就是内容全然迥异的两个“社会主义”的版本。因而在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

在中国，凡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崇尚社会主义的人们，都曾天真地认为在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条件下，“大锅饭”和“铁饭碗”才是正宗的社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国度中，人人都有应该拥有一个“铁饭碗”，而这个“铁饭碗”是不能而且也不应该被取缔或打碎的。如若不然，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呢？

而如果把“下岗”或“失业”放到更广大的社会背景或更深远的社会背景去认识去思考，把社会主义放到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认识去思考；恐怕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莫名惊诧”和“怨声载道”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