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这位文先生和林绍良先生是老乡，其家族的经济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他们父子很早就有意向回国内投资发展。但是在起初他们父子二人有很多的思想顾虑：一是自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咱们国家与印尼的国家关系一直不正常；二是文老先生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出身，和当时在任的台湾的‘国防部长’是同学，又是个资深的国民党员。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八十年代末期，才开始把他们回国投资发展的计划付诸实际行动。
“当时，在我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下，动员他们父子在当地投资一千多万美圆搞了个合资企业，是一个生产皮革和皮革制品的综合性企业。书记、市长一高兴，就委托我做了中方的首席代表，并出任了这个合资企业的董事长。
在那个年代，合资企业就如同现在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倍受人们的关注。我也为主持搞成这样一个合资企业而名躁一时。都认为我是个搞外向型经济的能人。”
“这和秘鲁，和鱼粉又能扯上什么关系？”
陶玉清满脸疑惑地问道。
柳云涛笑道：“树从根头起，水打源处来嘛！不然，我一个坐机关的国家干部怎么会和做生意扯上关系。您得听我慢慢道来！”
“由于搞合资企业的原因，我被梁州市的一位主管工业和外贸的副市长相中，把我调到了梁州市外贸公司担任了总经理。
其实，当时对从事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我是个门外汉，什么也不懂。我是学中文出身，干了近二十年的党政官员，又没有从事国际贸易的实际工作经验，有什么资格出任外贸公司的总经理呢？不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干上了。
不过，当时在地县级外贸公司工作的同志，真正内行的也不多。在早，地县级外贸公司根本没有自营进出口权，无法直接开展外贸自营业务，主要是负责外贸基地的产品加工，为省部级外贸公司提供服务的。没有国际贸易的实践，怎么会培养出内行的人来呢？当时的我，在山中没有老虎的情况下，就称起大王来了。
说来也巧，我到外贸公司工作的头一年，碰到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很是好笑！”
“什么蹊跷事，快点讲来听听，别这么慢慢腾腾的。”陶玉清饶有兴味地催促着。
柳云涛又道：“有一次，我到省公司去开汇报会，当时碰巧没有带车去，是乘长途公交车回来的。本来这车并不是直达我们梁州市的，而是直达我们梁州市属下的兴海县的；乘务员为了招揽乘客，也没跟我做个特别说明，我当时乘公共汽车又缺乏经验，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给拉上了车。
在途中，一位农民模样的老先生抱着一箱子鸡蛋和一位小伙子争座位。在争吵中，他说是要到兴海县去送礼，他是做饲料生意的，这次是专程到兴海县去求购鱼粉的。又说秘鲁进口的鱼粉怎么怎么好，怎么紧俏。
由于这个偶然的巧遇我才知道，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有个规模宏大的饲料集散地。而制作饲料就需要鱼粉做原料，而这种制作饲料的鱼粉是需要从秘鲁进口的。
我当时听了这消息就动了心思，心想，当地饲料市场需要进口的秘鲁鱼粉，我们公司又有自营进出口权，做点进口鱼粉买卖，不是一项很好的业务吗？我们本来就是干这行的呀！
这巧就巧在当时兴海县的书记、县长和检察长都是我年轻时在一起工作的小朋友，我这心思一动，干脆连家也没回，就直接随车赶到了兴海县。
老朋友不请自到，又是来做生意给当地的政府创造收益的，书记、县长，检察长都来捧场，他们给我找了个当地最有名气的饲料公司和我合作，我们公司负责进口，他们负责销售，我就是这样做上秘鲁进口鱼粉生意的。你们各位说巧不巧？”
“真是太巧了！”葛忠不由自主地赞叹道。
“还有更巧的事呢！”柳云涛笑吟吟地又继续往下说道：“两年前我下岗后，应一位大学同学之邀，到北京《新桥》杂志社谋职。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做生意了，本来只想多拉点赞助多搞点广告提成好养家糊口；不想，我就是这种命，又被生意牵着鼻子走了出来。
当时我们的杂志有中、英、俄、日四种文版，是个月刊。杂志的宗旨和任务就是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让中国读者了解世界，要架起中国与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
我所负责的国际经贸专栏，需要延请各国驻华使馆的大使、参赞写些介绍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文章，我就有计划的到各国驻华使馆去采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巧遇到了秘鲁驻华使馆的商务参赞安德鲁斯·爱·林先生。
说起秘鲁的经济发展和中秘之间的经济交流就自然而然会谈到鱼粉。安德鲁斯先生和我谈起秘鲁盛产鱼粉的事，使我大喜过望。过去我在外贸公司经销鱼粉时，一直找不到直接的进口渠道，这次却让我在无意间给碰到了，你们说巧不巧？
常总最清楚，外贸公司进口产品在国内销售，多一道中间环节就得剥一层皮，叫雁过拔毛！如果我们能直接从秘鲁市场进口鱼粉，而且又能享受到最优惠的价格，你们说，这样的生意还能不赚钱吗？所以我又动了重操旧业的心思。”
“怎么就这么巧，什么巧遇都让您给碰上了。”欧阳荣的眼中也露出了赞叹的目光。
“这还不是最巧的事，还有一个最最巧的事情你们恐怕谁也猜不到！”柳云涛继续说道，“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安德鲁斯·爱·林先生的先祖竟是个中国人，是大清国派驻秘鲁的第一任公使，而且安德鲁斯先生具有满族皇室血统。”
柳云涛话还没有说完，在座的各位，包括阮丽在内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哇！柳总，您可真是个奇人，天下的巧事都让您一个人给遇上了！”阮丽惊叹着，脸上绽放出天真烂漫的笑容。
“以后我就被杜民生先生牵着鼻子来到了武汉。我来到武汉以后的事情，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就不用我讲了吧！”柳云涛如释重负地讲罢，又道：“怎么样，我的常老弟，我这段革命家史痛说的怎么样？”
“好，好！我今天这个‘土豪劣绅’没有白当，被宰得值！来，咱们为云涛兄的痛说革命家史干一杯吧！”常建军笑喝一声，率先把酒杯举了起来。
一声令下，大家杯中的酒个个见底，都觉得心里特别畅快。
[..]
初到武汉来的时候，柳云涛为了满足自己探幽发微的猎奇心理，经常向朋友探究：泱泱大武汉，除了闻名中外的黄鹤楼外，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名优名吃是属于自己独有，而别的地方少有或没有的呢？
又打比方说：诸如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西安的羊肉泡馍，云南的过桥米线，等等，等等。
到底有没有呢？
朋友们都一时答不上来，经过一次次搜肠刮肚的冥思苦索，终于找不出来，只好回答说：没有！
在柳云涛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中国近现代史上称“大”的城市只有两个：一个是大上海，另一个就是大武汉了。连曾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和现而今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历史上都从未称过“大”。为什么在史称“九省通衢”的泱泱大武汉，会没有历史悠久的招牌式的名优名吃呢？
柳云涛感到非常奇怪，奇怪的觉得不可思议！
还是朋友们帮助解开了这个迷。
朋友们解释说，泱泱大武汉就是因为历史上交通特别发达，才“大”起来的；也同样是因为有天然就特别发达的交通和畅达的物流，才使她失去了本该保有的饮食文化特色。然而，又是因为有这四通八达的交通和畅达的物流，才促使楚天之下的饮食文化融入了更加深厚丰富的内涵。
“谭记香辣蟹”就是鲜明生动的一例！
“谭记香辣蟹”虽然火爆江城，但却不是龟蛇山下土生土长的“宠儿”。移植创立这一名吃的老板姓谭，来自堪称中国麻辣中心的火锅名城重庆。
重庆火锅集川菜麻、辣、烫之大成，是火锅饮食文化的宗师，素有辣嘴不辣心，麻、辣、烫、鲜、嫩、脆色香味俱佳的口碑。“谭记香辣蟹”自火锅名城移植而来，自然就将这种极具诱惑力的风味特色传承了过来。
常建军是个自认为档次不低的美食家，对“谭记香辣蟹”这种风味名吃自然不肯放过，因而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当然，常建军把今天“打土豪吃大户”的饭局安排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这里的饭菜价格特别公道，公道的就连最为普通的工薪阶层都可时时光顾。
在北方，一般上点档次的酒店、饭店，吃饭大都要讲究雅座、雅间，把食客封闭在一间小鸽子笼式的房间里尽情地享用。在武汉这个地面则不然，好多酒店、饭店都把营业的重点战场放在宽阔畅亮的大厅里。好象不这样铺排布置就不足以显示武汉之“大”。常令一些初到此处的游人心里引起阵阵强烈地震撼。
一进“谭记香辣蟹”的一楼大厅，就如同闯进了九里山下的“十面埋伏阵“，人生鼎沸，笑语喧哗，闹成一片。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厅里，餐桌一张挨着一张，火锅一个连着一个。随着人流的涌动，人影的起落，让人有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
常建军领着一哨人马挨挨挤挤走了好半天，才走到了大厅的深处，找了一张餐桌团团围着坐了下来。
餐桌桌面中间安放着一个直径有三四十公分的金属盆，盆中央立着一块蛇形的隔板，将辣汤和素汤分开，这就是人们俗称的“鸳鸯火锅”了。
落座之后，常建军点手数了数，计有柳云涛、陶玉清、欧阳荣、葛忠、阮丽和自己六人，不等餐厅服务员把菜单送上来，就一二三四地把该上的菜都给点齐了。
上桌的第一道菜是一大盆胖头鱼鱼头。每个鱼头看上去有整体的三分之一那样大，除去真正属于鱼头的部分，还带有一块鱼身。常建军讲解说这是千岛湖天然的有机鱼，火锅店只卖鱼头，鱼的下身另做下脚料处理了。柳云涛深以为可惜。
酒过三巡之后，大家正嚷着要向东道主敬酒，常建军的坏水又冒了上来。他笑喝道：“今天我这个‘土豪劣绅’可不能白当，你们各位要来打土豪吃大户，要人人痛说一段革命家史！怎么样，葛老弟，你这个贫雇农代表是不是先上台来诉诉苦？“
“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老弟兄，讲出来也没什么新鲜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还是让柳总说一说吧，大家鼓鼓掌！“葛忠来了个移星换位，顺水推舟，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柳云涛。
柳云涛笑道：“你们这是拉帮结伙，欺侮我这外乡人哪！我又不会讲故事，哪有什么好讲的！”
陶玉清拍手道：“您老兄就别谦虚了，就给我们讲上一段吧，讲点有趣的事让大家乐一乐。”又道：“不如这样，您就讲讲鱼粉的事，秘鲁的事，我这股东都当了好几个月了，还不知道秘鲁鱼粉是怎么档子事呢？”
常建军拍手叫道：“好，好！云涛兄就讲讲怎么和秘鲁鱼粉结缘的吧，我们也好开开眼！”
柳云涛手端酒杯，用目光沿着桌面扫视了一遍，见欧阳荣、葛忠、阮丽也在用期待的眼光看着自己，便呵呵笑道：“讲就讲，不过我讲的时候你们各位可要洗耳恭听，不能让我白费了唾沫！”
“从哪里讲起呢？”柳云涛自言自语地思讨着，“还是从我做的第一单进口鱼粉说起吧！这里面多少有点戏剧性，听起来才有点味道！”
“讲故事总得有个题目，我讲的题目就叫‘柳先生商海奇遇记’吧！”柳云涛牵出了自己的话头，便紧声慢语地讲了起来：
“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在我们当地一个县级市里担任经委副主任，专门负责招商引资搞项目，俗称‘项目主任’。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当时，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香港姓文的客商，名叫文家琪。他自称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的后人。我们年龄相当，很谈的来，后来就交上了朋友。他的父亲在印度尼西亚是位华侨巨商，其经济实力仅次于印尼的华侨首富林绍良先生。
说起林绍良先生和林氏关系企业，常总应该不陌生，林氏关系企业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其固定资产分布在银行、金融、工业、海运、贸易、保险、旅馆、建筑等各个行业；下属有二十多家大公司，分布在印尼及世界各地。是一家规模宏巨的跨国企业集团。林绍良先生本人曾被美国金融杂志《投资家》列为世界十二位大银行家之一。
我说的这位文先生和林绍良先生是老乡，其家族的经济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他们父子很早就有意向回国内投资发展。但是在起初他们父子二人有很多的思想顾虑：一是自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咱们国家与印尼的国家关系一直不正常；二是文老先生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出身，和当时在任的台湾的‘国防部长’是同学，又是个资深的国民党员。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八十年代末期，才开始把他们回国投资发展的计划付诸实际行动。
“当时，在我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下，动员他们父子在当地投资一千多万美圆搞了个合资企业，是一个生产皮革和皮革制品的综合性企业。书记、市长一高兴，就委托我做了中方的首席代表，并出任了这个合资企业的董事长。
在那个年代，合资企业就如同现在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倍受人们的关注。我也为主持搞成这样一个合资企业而名躁一时。都认为我是个搞外向型经济的能人。”
“这和秘鲁，和鱼粉又能扯上什么关系？”
陶玉清满脸疑惑地问道。
柳云涛笑道：“树从根头起，水打源处来嘛！不然，我一个坐机关的国家干部怎么会和做生意扯上关系。您得听我慢慢道来！”
“由于搞合资企业的原因，我被梁州市的一位主管工业和外贸的副市长相中，把我调到了梁州市外贸公司担任了总经理。
其实，当时对从事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我是个门外汉，什么也不懂。我是学中文出身，干了近二十年的党政官员，又没有从事国际贸易的实际工作经验，有什么资格出任外贸公司的总经理呢？不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干上了。
不过，当时在地县级外贸公司工作的同志，真正内行的也不多。在早，地县级外贸公司根本没有自营进出口权，无法直接开展外贸自营业务，主要是负责外贸基地的产品加工，为省部级外贸公司提供服务的。没有国际贸易的实践，怎么会培养出内行的人来呢？当时的我，在山中没有老虎的情况下，就称起大王来了。
说来也巧，我到外贸公司工作的头一年，碰到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很是好笑！”
“什么蹊跷事，快点讲来听听，别这么慢慢腾腾的。”陶玉清饶有兴味地催促着。
柳云涛又道：“有一次，我到省公司去开汇报会，当时碰巧没有带车去，是乘长途公交车回来的。本来这车并不是直达我们梁州市的，而是直达我们梁州市属下的兴海县的；乘务员为了招揽乘客，也没跟我做个特别说明，我当时乘公共汽车又缺乏经验，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给拉上了车。
在途中，一位农民模样的老先生抱着一箱子鸡蛋和一位小伙子争座位。在争吵中，他说是要到兴海县去送礼，他是做饲料生意的，这次是专程到兴海县去求购鱼粉的。又说秘鲁进口的鱼粉怎么怎么好，怎么紧俏。
由于这个偶然的巧遇我才知道，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有个规模宏大的饲料集散地。而制作饲料就需要鱼粉做原料，而这种制作饲料的鱼粉是需要从秘鲁进口的。
我当时听了这消息就动了心思，心想，当地饲料市场需要进口的秘鲁鱼粉，我们公司又有自营进出口权，做点进口鱼粉买卖，不是一项很好的业务吗？我们本来就是干这行的呀！
这巧就巧在当时兴海县的书记、县长和检察长都是我年轻时在一起工作的小朋友，我这心思一动，干脆连家也没回，就直接随车赶到了兴海县。
老朋友不请自到，又是来做生意给当地的政府创造收益的，书记、县长，检察长都来捧场，他们给我找了个当地最有名气的饲料公司和我合作，我们公司负责进口，他们负责销售，我就是这样做上秘鲁进口鱼粉生意的。你们各位说巧不巧？”
“真是太巧了！”葛忠不由自主地赞叹道。
“还有更巧的事呢！”柳云涛笑吟吟地又继续往下说道：“两年前我下岗后，应一位大学同学之邀，到北京《新桥》杂志社谋职。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做生意了，本来只想多拉点赞助多搞点广告提成好养家糊口；不想，我就是这种命，又被生意牵着鼻子走了出来。
当时我们的杂志有中、英、俄、日四种文版，是个月刊。杂志的宗旨和任务就是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让中国读者了解世界，要架起中国与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
我所负责的国际经贸专栏，需要延请各国驻华使馆的大使、参赞写些介绍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文章，我就有计划的到各国驻华使馆去采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巧遇到了秘鲁驻华使馆的商务参赞安德鲁斯·爱·林先生。
说起秘鲁的经济发展和中秘之间的经济交流就自然而然会谈到鱼粉。安德鲁斯先生和我谈起秘鲁盛产鱼粉的事，使我大喜过望。过去我在外贸公司经销鱼粉时，一直找不到直接的进口渠道，这次却让我在无意间给碰到了，你们说巧不巧？
常总最清楚，外贸公司进口产品在国内销售，多一道中间环节就得剥一层皮，叫雁过拔毛！如果我们能直接从秘鲁市场进口鱼粉，而且又能享受到最优惠的价格，你们说，这样的生意还能不赚钱吗？所以我又动了重操旧业的心思。”
“怎么就这么巧，什么巧遇都让您给碰上了。”欧阳荣的眼中也露出了赞叹的目光。
“这还不是最巧的事，还有一个最最巧的事情你们恐怕谁也猜不到！”柳云涛继续说道，“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安德鲁斯·爱·林先生的先祖竟是个中国人，是大清国派驻秘鲁的第一任公使，而且安德鲁斯先生具有满族皇室血统。”
柳云涛话还没有说完，在座的各位，包括阮丽在内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哇！柳总，您可真是个奇人，天下的巧事都让您一个人给遇上了！”阮丽惊叹着，脸上绽放出天真烂漫的笑容。
“以后我就被杜民生先生牵着鼻子来到了武汉。我来到武汉以后的事情，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就不用我讲了吧！”柳云涛如释重负地讲罢，又道：“怎么样，我的常老弟，我这段革命家史痛说的怎么样？”
“好，好！我今天这个‘土豪劣绅’没有白当，被宰得值！来，咱们为云涛兄的痛说革命家史干一杯吧！”常建军笑喝一声，率先把酒杯举了起来。
一声令下，大家杯中的酒个个见底，都觉得心里特别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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