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回(1) 秣马厉兵广布销售网 约法三章遥结同仁心(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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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武汉来的时候,柳云涛为了满足自己探幽发微的猎奇心理,经常向朋友探究:泱泱大武汉,除了闻名中外的黄鹤楼外,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名优名吃是属于自己独有,而别的地方少有或没有的呢?

又打比方说:诸如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西安的羊肉泡馍,云南的过桥米线,等等,等等。

到底有没有呢?

朋友们都一时答不上来,经过一次次搜肠刮肚的冥思苦索,终于找不出来,只好回答说:没有!

在柳云涛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中国近现代史上称“大”的城市只有两个:一个是大上海,另一个就是大武汉了。连曾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和现而今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历史上都从未称过“大”。为什么在史称“九省通衢”的泱泱大武汉,会没有历史悠久的招牌式的名优名吃呢?

柳云涛感到非常奇怪,奇怪的觉得不可思议!

还是朋友们帮助解开了这个迷。

朋友们解释说,泱泱大武汉就是因为历史上交通特别发达,才“大”起来的;也同样是因为有天然就特别发达的交通和畅达的物流,才使她失去了本该保有的饮食文化特色。然而,又是因为有这四通八达的交通和畅达的物流,才促使楚天之下的饮食文化融入了更加深厚丰富的内涵。

“谭记香辣蟹”就是鲜明生动的一例!

“谭记香辣蟹”虽然火爆江城,但却不是龟蛇山下土生土长的“宠儿”。移植创立这一名吃的老板姓谭,来自堪称中国麻辣中心的火锅名城重庆。

重庆火锅集川菜麻、辣、烫之大成,是火锅饮食文化的宗师,素有辣嘴不辣心,麻、辣、烫、鲜、嫩、脆色香味俱佳的口碑。“谭记香辣蟹”自火锅名城移植而来,自然就将这种极具诱惑力的风味特色传承了过来。

常建军是个自认为档次不低的美食家,对“谭记香辣蟹”这种风味名吃自然不肯放过,因而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当然,常建军把今天“打土豪吃大户”的饭局安排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这里的饭菜价格特别公道,公道的就连最为普通的工薪阶层都可时时光顾。

在北方,一般上点档次的酒店、饭店,吃饭大都要讲究雅座、雅间,把食客封闭在一间小鸽子笼式的房间里尽情地享用。在武汉这个地面则不然,好多酒店、饭店都把营业的重点战场放在宽阔畅亮的大厅里。好象不这样铺排布置就不足以显示武汉之“大”。常令一些初到此处的游人心里引起阵阵强烈地震撼。

一进“谭记香辣蟹”的一楼大厅,就如同闯进了九里山下的“十面埋伏阵“,人生鼎沸,笑语喧哗,闹成一片。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厅里,餐桌一张挨着一张,火锅一个连着一个。随着人流的涌动,人影的起落,让人有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

常建军领着一哨人马挨挨挤挤走了好半天,才走到了大厅的深处,找了一张餐桌团团围着坐了下来。

餐桌桌面中间安放着一个直径有三四十公分的金属盆,盆中央立着一块蛇形的隔板,将辣汤和素汤分开,这就是人们俗称的“鸳鸯火锅”了。

落座之后,常建军点手数了数,计有柳云涛、陶玉清、欧阳荣、葛忠、阮丽和自己六人,不等餐厅服务员把菜单送上来,就一二三四地把该上的菜都给点齐了。

上桌的第一道菜是一大盆胖头鱼鱼头。每个鱼头看上去有整体的三分之一那样大,除去真正属于鱼头的部分,还带有一块鱼身。常建军讲解说这是千岛湖天然的有机鱼,火锅店只卖鱼头,鱼的下身另做下脚料处理了。柳云涛深以为可惜。

酒过三巡之后,大家正嚷着要向东道主敬酒,常建军的坏水又冒了上来。他笑喝道:“今天我这个‘土豪劣绅’可不能白当,你们各位要来打土豪吃大户,要人人痛说一段革命家史!怎么样,葛老弟,你这个贫雇农代表是不是先上台来诉诉苦?“

“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老弟兄,讲出来也没什么新鲜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还是让柳总说一说吧,大家鼓鼓掌!“葛忠来了个移星换位,顺水推舟,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柳云涛。

柳云涛笑道:“你们这是拉帮结伙,欺侮我这外乡人哪!我又不会讲故事,哪有什么好讲的!”

陶玉清拍手道:“您老兄就别谦虚了,就给我们讲上一段吧,讲点有趣的事让大家乐一乐。”又道:“不如这样,您就讲讲鱼粉的事,秘鲁的事,我这股东都当了好几个月了,还不知道秘鲁鱼粉是怎么档子事呢?”

常建军拍手叫道:“好,好!云涛兄就讲讲怎么和秘鲁鱼粉结缘的吧,我们也好开开眼!”

柳云涛手端酒杯,用目光沿着桌面扫视了一遍,见欧阳荣、葛忠、阮丽也在用期待的眼光看着自己,便呵呵笑道:“讲就讲,不过我讲的时候你们各位可要洗耳恭听,不能让我白费了唾沫!”

“从哪里讲起呢?”柳云涛自言自语地思讨着,“还是从我做的第一单进口鱼粉说起吧!这里面多少有点戏剧性,听起来才有点味道!”

“讲故事总得有个题目,我讲的题目就叫‘柳先生商海奇遇记’吧!”柳云涛牵出了自己的话头,便紧声慢语地讲了起来:

“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在我们当地一个县级市里担任经委副主任,专门负责招商引资搞项目,俗称‘项目主任’。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当时,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香港姓文的客商,名叫文家琪。他自称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的后人。我们年龄相当,很谈的来,后来就交上了朋友。他的父亲在印度尼西亚是位华侨巨商,其经济实力仅次于印尼的华侨首富林绍良先生。

说起林绍良先生和林氏关系企业,常总应该不陌生,林氏关系企业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其固定资产分布在银行、金融、工业、海运、贸易、保险、旅馆、建筑等各个行业;下属有二十多家大公司,分布在印尼及世界各地。是一家规模宏巨的跨国企业集团。林绍良先生本人曾被美国金融杂志《投资家》列为世界十二位大银行家之一。

我说的这位文先生和林绍良先生是老乡,其家族的经济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他们父子很早就有意向回国内投资发展。但是在起初他们父子二人有很多的思想顾虑:一是自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咱们国家与印尼的国家关系一直不正常;二是文老先生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出身,和当时在任的台湾的‘国防部长’是同学,又是个资深的国民党员。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八十年代末期,才开始把他们回国投资发展的计划付诸实际行动。

“当时,在我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下,动员他们父子在当地投资一千多万美圆搞了个合资企业,是一个生产皮革和皮革制品的综合性企业。书记、市长一高兴,就委托我做了中方的首席代表,并出任了这个合资企业的董事长。

在那个年代,合资企业就如同现在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倍受人们的关注。我也为主持搞成这样一个合资企业而名躁一时。都认为我是个搞外向型经济的能人。”

“这和秘鲁,和鱼粉又能扯上什么关系?”

陶玉清满脸疑惑地问道。

柳云涛笑道:“树从根头起,水打源处来嘛!不然,我一个坐机关的国家干部怎么会和做生意扯上关系。您得听我慢慢道来!”

“由于搞合资企业的原因,我被梁州市的一位主管工业和外贸的副市长相中,把我调到了梁州市外贸公司担任了总经理。

其实,当时对从事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我是个门外汉,什么也不懂。我是学中文出身,干了近二十年的党政官员,又没有从事国际贸易的实际工作经验,有什么资格出任外贸公司的总经理呢?不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干上了。

不过,当时在地县级外贸公司工作的同志,真正内行的也不多。在早,地县级外贸公司根本没有自营进出口权,无法直接开展外贸自营业务,主要是负责外贸基地的产品加工,为省部级外贸公司提供服务的。没有国际贸易的实践,怎么会培养出内行的人来呢?当时的我,在山中没有老虎的情况下,就称起大王来了。

说来也巧,我到外贸公司工作的头一年,碰到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很是好笑!”

“什么蹊跷事,快点讲来听听,别这么慢慢腾腾的。”陶玉清饶有兴味地催促着。

柳云涛又道:“有一次,我到省公司去开汇报会,当时碰巧没有带车去,是乘长途公交车回来的。本来这车并不是直达我们梁州市的,而是直达我们梁州市属下的兴海县的;乘务员为了招揽乘客,也没跟我做个特别说明,我当时乘公共汽车又缺乏经验,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给拉上了车。

在途中,一位农民模样的老先生抱着一箱子鸡蛋和一位小伙子争座位。在争吵中,他说是要到兴海县去送礼,他是做饲料生意的,这次是专程到兴海县去求购鱼粉的。又说秘鲁进口的鱼粉怎么怎么好,怎么紧俏。

由于这个偶然的巧遇我才知道,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有个规模宏大的饲料集散地。而制作饲料就需要鱼粉做原料,而这种制作饲料的鱼粉是需要从秘鲁进口的。

我当时听了这消息就动了心思,心想,当地饲料市场需要进口的秘鲁鱼粉,我们公司又有自营进出口权,做点进口鱼粉买卖,不是一项很好的业务吗?我们本来就是干这行的呀!

这巧就巧在当时兴海县的书记、县长和检察长都是我年轻时在一起工作的小朋友,我这心思一动,干脆连家也没回,就直接随车赶到了兴海县。

老朋友不请自到,又是来做生意给当地的政府创造收益的,书记、县长,检察长都来捧场,他们给我找了个当地最有名气的饲料公司和我合作,我们公司负责进口,他们负责销售,我就是这样做上秘鲁进口鱼粉生意的。你们各位说巧不巧?”

“真是太巧了!”葛忠不由自主地赞叹道。

“还有更巧的事呢!”柳云涛笑吟吟地又继续往下说道:“两年前我下岗后,应一位大学同学之邀,到北京《新桥》杂志社谋职。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做生意了,本来只想多拉点赞助多搞点广告提成好养家糊口;不想,我就是这种命,又被生意牵着鼻子走了出来。

当时我们的杂志有中、英、俄、日四种文版,是个月刊。杂志的宗旨和任务就是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让中国读者了解世界,要架起中国与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

我所负责的国际经贸专栏,需要延请各国驻华使馆的大使、参赞写些介绍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文章,我就有计划的到各国驻华使馆去采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巧遇到了秘鲁驻华使馆的商务参赞安德鲁斯·爱·林先生。

说起秘鲁的经济发展和中秘之间的经济交流就自然而然会谈到鱼粉。安德鲁斯先生和我谈起秘鲁盛产鱼粉的事,使我大喜过望。过去我在外贸公司经销鱼粉时,一直找不到直接的进口渠道,这次却让我在无意间给碰到了,你们说巧不巧?

常总最清楚,外贸公司进口产品在国内销售,多一道中间环节就得剥一层皮,叫雁过拔毛!如果我们能直接从秘鲁市场进口鱼粉,而且又能享受到最优惠的价格,你们说,这样的生意还能不赚钱吗?所以我又动了重操旧业的心思。”

“怎么就这么巧,什么巧遇都让您给碰上了。”欧阳荣的眼中也露出了赞叹的目光。

“这还不是最巧的事,还有一个最最巧的事情你们恐怕谁也猜不到!”柳云涛继续说道,“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安德鲁斯·爱·林先生的先祖竟是个中国人,是大清国派驻秘鲁的第一任公使,而且安德鲁斯先生具有满族皇室血统。”

柳云涛话还没有说完,在座的各位,包括阮丽在内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哇!柳总,您可真是个奇人,天下的巧事都让您一个人给遇上了!”阮丽惊叹着,脸上绽放出天真烂漫的笑容。

“以后我就被杜民生先生牵着鼻子来到了武汉。我来到武汉以后的事情,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就不用我讲了吧!”柳云涛如释重负地讲罢,又道:“怎么样,我的常老弟,我这段革命家史痛说的怎么样?”

“好,好!我今天这个‘土豪劣绅’没有白当,被宰得值!来,咱们为云涛兄的痛说革命家史干一杯吧!”常建军笑喝一声,率先把酒杯举了起来。

一声令下,大家杯中的酒个个见底,都觉得心里特别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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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武汉来的时候,柳云涛为了满足自己探幽发微的猎奇心理,经常向朋友探究:泱泱大武汉,除了闻名中外的黄鹤楼外,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名优名吃是属于自己独有,而别的地方少有或没有的呢?

又打比方说:诸如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西安的羊肉泡馍,云南的过桥米线,等等,等等。

到底有没有呢?

朋友们都一时答不上来,经过一次次搜肠刮肚的冥思苦索,终于找不出来,只好回答说:没有!

在柳云涛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中国近现代史上称“大”的城市只有两个:一个是大上海,另一个就是大武汉了。连曾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和现而今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历史上都从未称过“大”。为什么在史称“九省通衢”的泱泱大武汉,会没有历史悠久的招牌式的名优名吃呢?

柳云涛感到非常奇怪,奇怪的觉得不可思议!

还是朋友们帮助解开了这个迷。

朋友们解释说,泱泱大武汉就是因为历史上交通特别发达,才“大”起来的;也同样是因为有天然就特别发达的交通和畅达的物流,才使她失去了本该保有的饮食文化特色。然而,又是因为有这四通八达的交通和畅达的物流,才促使楚天之下的饮食文化融入了更加深厚丰富的内涵。

“谭记香辣蟹”就是鲜明生动的一例!

“谭记香辣蟹”虽然火爆江城,但却不是龟蛇山下土生土长的“宠儿”。移植创立这一名吃的老板姓谭,来自堪称中国麻辣中心的火锅名城重庆。

重庆火锅集川菜麻、辣、烫之大成,是火锅饮食文化的宗师,素有辣嘴不辣心,麻、辣、烫、鲜、嫩、脆色香味俱佳的口碑。“谭记香辣蟹”自火锅名城移植而来,自然就将这种极具诱惑力的风味特色传承了过来。

常建军是个自认为档次不低的美食家,对“谭记香辣蟹”这种风味名吃自然不肯放过,因而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当然,常建军把今天“打土豪吃大户”的饭局安排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这里的饭菜价格特别公道,公道的就连最为普通的工薪阶层都可时时光顾。

在北方,一般上点档次的酒店、饭店,吃饭大都要讲究雅座、雅间,把食客封闭在一间小鸽子笼式的房间里尽情地享用。在武汉这个地面则不然,好多酒店、饭店都把营业的重点战场放在宽阔畅亮的大厅里。好象不这样铺排布置就不足以显示武汉之“大”。常令一些初到此处的游人心里引起阵阵强烈地震撼。

一进“谭记香辣蟹”的一楼大厅,就如同闯进了九里山下的“十面埋伏阵“,人生鼎沸,笑语喧哗,闹成一片。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厅里,餐桌一张挨着一张,火锅一个连着一个。随着人流的涌动,人影的起落,让人有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

常建军领着一哨人马挨挨挤挤走了好半天,才走到了大厅的深处,找了一张餐桌团团围着坐了下来。

餐桌桌面中间安放着一个直径有三四十公分的金属盆,盆中央立着一块蛇形的隔板,将辣汤和素汤分开,这就是人们俗称的“鸳鸯火锅”了。

落座之后,常建军点手数了数,计有柳云涛、陶玉清、欧阳荣、葛忠、阮丽和自己六人,不等餐厅服务员把菜单送上来,就一二三四地把该上的菜都给点齐了。

上桌的第一道菜是一大盆胖头鱼鱼头。每个鱼头看上去有整体的三分之一那样大,除去真正属于鱼头的部分,还带有一块鱼身。常建军讲解说这是千岛湖天然的有机鱼,火锅店只卖鱼头,鱼的下身另做下脚料处理了。柳云涛深以为可惜。

酒过三巡之后,大家正嚷着要向东道主敬酒,常建军的坏水又冒了上来。他笑喝道:“今天我这个‘土豪劣绅’可不能白当,你们各位要来打土豪吃大户,要人人痛说一段革命家史!怎么样,葛老弟,你这个贫雇农代表是不是先上台来诉诉苦?“

“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老弟兄,讲出来也没什么新鲜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还是让柳总说一说吧,大家鼓鼓掌!“葛忠来了个移星换位,顺水推舟,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柳云涛。

柳云涛笑道:“你们这是拉帮结伙,欺侮我这外乡人哪!我又不会讲故事,哪有什么好讲的!”

陶玉清拍手道:“您老兄就别谦虚了,就给我们讲上一段吧,讲点有趣的事让大家乐一乐。”又道:“不如这样,您就讲讲鱼粉的事,秘鲁的事,我这股东都当了好几个月了,还不知道秘鲁鱼粉是怎么档子事呢?”

常建军拍手叫道:“好,好!云涛兄就讲讲怎么和秘鲁鱼粉结缘的吧,我们也好开开眼!”

柳云涛手端酒杯,用目光沿着桌面扫视了一遍,见欧阳荣、葛忠、阮丽也在用期待的眼光看着自己,便呵呵笑道:“讲就讲,不过我讲的时候你们各位可要洗耳恭听,不能让我白费了唾沫!”

“从哪里讲起呢?”柳云涛自言自语地思讨着,“还是从我做的第一单进口鱼粉说起吧!这里面多少有点戏剧性,听起来才有点味道!”

“讲故事总得有个题目,我讲的题目就叫‘柳先生商海奇遇记’吧!”柳云涛牵出了自己的话头,便紧声慢语地讲了起来:

“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在我们当地一个县级市里担任经委副主任,专门负责招商引资搞项目,俗称‘项目主任’。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当时,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香港姓文的客商,名叫文家琪。他自称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的后人。我们年龄相当,很谈的来,后来就交上了朋友。他的父亲在印度尼西亚是位华侨巨商,其经济实力仅次于印尼的华侨首富林绍良先生。

说起林绍良先生和林氏关系企业,常总应该不陌生,林氏关系企业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其固定资产分布在银行、金融、工业、海运、贸易、保险、旅馆、建筑等各个行业;下属有二十多家大公司,分布在印尼及世界各地。是一家规模宏巨的跨国企业集团。林绍良先生本人曾被美国金融杂志《投资家》列为世界十二位大银行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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