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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像最小。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像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么妹，你该早点说嘛。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子了，嗯，她记旧历。”

“不管旧历新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像母亲说的，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像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堂屋光线好多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墙，眼睛咪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拢，让头颈和耳朵露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照，厄运全消，不会像你大姐这么命苦。”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齐。又把小圆镜递过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的我两根辫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讨我个好。

“黄皮瘦脸一张， 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镜子还给她。

“好，好，么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么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说，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愿意。”她说得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么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

她笑了：“你那么一本正经，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没问题，我陪你去。”

饥饿的女儿 第五章4（1）

我俩出了院子，下着石阶，往江边走。

我必须弄清，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在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决定把一切抛开，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得问个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这么十几年！

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认准了她。她比我大十六岁，生在我前头十六年，对我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解答我的疑问。

大姐是惟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她和母亲不停息的吵闹，吵得最厉害时，眼里充满了怨恨，或许这是她在众多兄妹中独享宠爱，才会如此撤娇。1969年毛泽东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实验共产党特有的失业对策，她是全国第一拔下农村的知识青年，比别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农村呆了九年才到四川边界一个山区的煤矿当工人。

她在十八岁卫校快毕业的一刻，与一男生在校外散步。团支部书记批评了她，学校纪律不允许谈恋爱。她说耍男朋友又怎么样？大吵之中，两人同时动了手。她一人受到处罚，不让她参加元旦表演节目。她气得说跳就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进了医院，被记过，因此“历史有污点”。她不愿写检查，却直接去找校长。校长不主持个理，她将学生证朝校长当头丢去，退了学回家。

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她说：“长江三峡美如神话，巫山河里的鱼像桶那么粗，煤用手帕包都不会黑。那是个好地方呵！”她相信了，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注销了城市户口，她想与惩罚她的同学老师比比哪个最革命？

父亲说他走船去过巫山，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干部们说的那么一回事，苦得很，父亲不准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户口重新上回去，她骂父亲在造谣，是反革命。父亲哭了。母亲哭着去街道办事处求情，被狠批了一顿，说你反对女儿去农村，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你应该晓得担当啥子罪名，走遍全国，也没有人敢给她已经下掉的城市户口上回去。母亲被吓坏了，眼睁睁看着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学笑她是傻瓜，母亲骂她无法无天。

而我总怀疑大姐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这个家，她不想属于这里。

她见到我话特别多，话里有话，真真假假，像逗我似的，从小如此。有时，她脸上表情丰富到夸张的地步。如果不这样，当她在江边洗衣服，浓密的黑发盘上高高的额头，看上去她还真漂亮，不止一人说过她的眉和嘴像年轻时的母亲。她的脸相，还有高挑丰腴的身材，不同于家里其她姐妹兄弟。重庆女人小巧玲珑，秀丽，沾了重庆山水雨雾地气，性格阴柔。我大姐性格却像男子，刚烈而火爆，敢动嘴，也敢动手，甚至用刀卡住第一个前夫的脖子，逼他签字同意离婚。

她做什么事都不想，先做了再说，做糟了，不屑于收拾，让别人去着急。她在乡下时，巫山县城一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走盘陀运，吉凶难卜，四十岁左右若能躲过一大劫，才可血顺气返归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