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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 第五章4（2）

“说不信命还是得信，我四十岁左右肯定要出事，还是老实点过吧！”这是大姐几年来老挂在嘴边的话。

不过今天她的话不一样，她比我落后几级石阶，朗声骂道：“我今年满三十四，按那老该死的算命先生说的，我只有几年可活，干嘛小小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转过身，盯着大姐，劈头盖脑就说：

“你们有事瞒着我！大姐，你得告诉我！”

她没听到似地，急急往下走。我跟着她，不肯落下一步。没有房屋和树遮挡的江面，有两个人在游泳。嘉陵江水较清，与浓黄的长江的水在朝天门汇合，中间像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在我们这山坡前，就全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我又重复了一句。

“告诉你啥子？”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

”你刚才可许过愿的，说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问：“你今天是怎么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没说话，等她说话。她嘻里哈哈一阵笑，“我许了愿，就当然照办。但你太正二八经了，好说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和我就这样走走，看看船，望望风景不好吗。如果你愿意，我就陪你过江去城里玩，看场电影。”

“我是认真的，你得告诉我！”我不理她的茬，同时，我感到绝望。一声高于一声江上的汽笛相互交错，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止是这个下午，但就这个下午，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我听来，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仿佛上面附有一个受伤的灵魂，在诉说自己的命运，令我不寒而栗。于是，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

“你是知道的，对不对？你们一直都不想让我知道一丁点，你们一直都在骗我。不管怎么样，大姐，你得告诉我！”

大姐无动于衷笑眯眯看着我。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声音低得只有我和她两人听得见。

大姐收起笑容，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后，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

大姐问我，哪种说法？

我说，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梅毒后遗症”，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射影地骂过。

“哪个杂皮、梭叶子、烂娼妇敢乱说！”大姐吼了起来。

我赶紧掩住她的嘴，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她这样大声嚷，会有人听见。大姐狠骂着，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难受。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扑地跪下，朝石壁磕头。

“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她吼我。

“这是什么菩萨？”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

“江边百衣观音，”她说，“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你没见过。最近刚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快让观音保佑全家。”

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大姐又摸到潮湿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头喝了下去。她让我去喝。我想起我们院子墙后从坡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连声说“不”。大姐弯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边，水从她手指缝滴漏着，“菩萨水，香的，治百病。”她认真而强硬地说。

我只得张开嘴，顺从地喝下去，果真是清凉的泉水。“好了，”我说，“大姐，你也弯酸磨蹭够了，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

“说什么？”大姐却反问我。

倒给她问准了。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么知道大姐知道什么？

等了一会，大姐说：“好吧，我讲给你听，关于我的身世，我只知道我的身世，其它事我可不知道。你还得答应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们在礁石边坐下，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漩涡的急湍江水。

饥饿的女儿 第六章1

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像破烂的棉絮。“到重庆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母亲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离趸船近，越看得真切。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抬滑竿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来。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轰烂炸的日本飞机，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这城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依靠四周层层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鸡叫了，天色变亮。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惟一的陪嫁物：一床麻纱蚊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乌。

当晚，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