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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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赖伯所预料,就丽莎·布隆迈尔一案而言,这次行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便是丽莎父母提供名字的、丽莎比较接近的朋友,也只知道她爱跳舞,爱笑,一个总是快快活活的好伙伴。吸毒?从来不吸!摇头丸?不知道!她常去哪几家迪斯科舞厅?有这么三家吧,那儿有摇头丸?从未见过。我们是清白的,探长先生。

赖伯到处碰壁。后来再次交流情况时,他对沃特克说:“这都在意料之中。我们查了所有已知的迪斯科舞厅和俱乐部,但慕尼黑还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这就说不清了。我还得实施我的老计划:到技术音乐圈里去争取举报人,争取年轻人当我们的钉子。”

沃特克说:“你永远不会得到批准。”

“那我就不要批准,自己干!”

“彼得,你多大年纪了?”1“33岁。”

“这点年纪就回家养花了此余生,也太早了吧。要是上面知道了,马上就革你的职。”

“要是我成功了呢?”

“成功会被肯定,但你还得下台。成功并不能抵消越权!伙计,别忘了我们是公务员。”沃特克从公文包里拿出两页纸,摊在赖伯的写字台上。“我这两页纸倒更有现实意义,是解剖报告。我把它先抄下来了;正式文件明天出来。你听着:这个小丽莎在死之前还有过,虽然她挎包里有三个避孕套,却没有用。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彻底醉了,无法控制自己。”

“不错,死亡是窒息造成的,由于超剂量的mdma,即亚甲二氧基苯异丙胺,再加引起幻觉的mdea和少许海洛因。”

“真是魔鬼的毒药!”赖伯看了沃特克的记录后说,“做这种玩意儿的人是杀人犯!”

沃特克点了点赖伯拿着的纸,说,“按我们的法律,只是触犯了药品法。有意思的是女孩的,她不能在一家公开营业的迪斯科舞厅里干这事吧?”

“为什么不能?有的是地方,阴暗的角落,后院,走廊,门背后。”

“这都有可能。但问题是,丽莎在后还活着?还是过于激动,加上摇头丸的作用,当时就死于心力衰竭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她的性伙伴在运走尸体的时候不会不被人看见,因此我想……”

“她是在一个私人舞会上死的,也许只有她和她的伙伴两个人,是在住宅里,一间房间里,在某个地下活动场所。”

“反正是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有好多可能性。”

“真他妈的!”

“你尽管大声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没有别的见证人,那我们就毫无办法。”

“我就不信!”赖伯把沃特克的记录往桌上一扔,说:“丽莎的周围肯定有知情人,我们要逐个讯问,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直到有人说漏了嘴。特奥,你我都知道,人人都会说漏嘴,只是早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耐心,要像钻孔似地问,我就不信有钻不透的木板。”

“后天丽莎的遗体下葬。检察院已经准许了。”

“我知道。”

“你去参加落葬吗?”

“去,你呢?”

“我去,站在一边观察。我曾多次遇到凶手向死者墓里扔鲜花的事。”

“你遇到的凶手是另一种人!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只是运走和掩藏了一具尸体,他害怕,但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在别处,我要抓的是真正的凶手。”

赖伯把解剖报告的抄件揉成一团使劲扔进了字纸篓,流露出他心中的无可奈何。

冯·格来欣又让人把乌丽克叫去。他说:“我们还得谈一次。”他的面前又摆着不可缺少的干邑酒,讲话声音很低沉,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危险的谈话。“对罗伯特·哈比希我考虑了很久,还作了调查。他父亲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官员,典型的俗吏,有养老保险,有自己的住宅,没有负债。他的儿子罗伯特,也就是你的相好,是个乖孩子,在读高中,弹一手好钢琴,参加童子军活动,除了音乐以外没有别的抱负,他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是个宝贝儿子。而您偏偏把这么一个人拉到床上去了,乌丽克,您这是变态!”

“冯·格来欣先生,您看错了。”乌丽克自负地笑了。她想,你知道的这点情况只是表面现象……我比你更了解他,是我唤醒了真正的罗伯特·哈比希。“每个人都是可以发展的。”

“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想,您是信任我的。”

“我相信您什么都能办到。但我认为,这孩子太敏感,太脆弱。”

“这您已说过。可他已经变了。”

“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男子汉,和以前的罗伯特·哈比希完全不同,只不过还用着原来的名字而已。”

“您真应该当个专门改衣服的女裁缝。”冯·格来欣的冷嘲热讽对乌丽克不起作用,她对他动辄以格言警句教训人已习以为常了。“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他要跟我一块儿做生意。”

“哦?这事可得商量商量。”

“他吃过一粒摇头丸,从此再也离不开这药丸了。”

“您这么肯定?”

“他已经失去主见,我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对我说过:‘我就活在你身上,没有你,我是个空壳子。’”

冯·格来欣笑了:“这孩子还在读言情小说吗?乌丽克,依我看,您是真的爱上他了,您使他服从您了。可是有朝一日他会醒悟过来,那时怎么办?”

“这我想都不想。”

“可是我得想到!他的醒悟关系到成百万马克的生意,关系到蹲几年监牢!乌丽克,您很不谨慎。干我们这行要用头脑思考,而不是用下身思考。昨天我琢磨了一整天:我们拿这个罗伯特怎么办?”

“他将为我们工作。”

“乌丽克,您这是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我不怕丢脑袋。”她好斗地望着冯·格来欣。她想,你对他了解什么呀,他不是孩子了,他走进了一个只有我才能给他提供的天地。我和他一起做生意,一两年后我们发了财,就去马约卡岛或马德拉岛享福。是的,我爱他……但他也是我的工具,我可以利用他到街上去捡钱。往后呢……别想以后的事了,我即使老了,他也是爱我的。

冯·格来欣对乌丽克说:“您别忘了,我们活得很危险。昨天夜里死了一个人,因为超剂量吃了我们出售的摇头丸。我这才发现,可恶的波兰人提供给我们的药丸不纯,有杂质,我们必须立即换掉。凡是‘花花公子’牌的,全部收回。”

“向谁收回?买主有好几百人,您都认识?而且绝大部分药丸都已经吃掉了。”

“要是死人越来越多怎么办?不是所有的死人都能悄悄运走的!”

“对失去理智的消费者我们不能负责。一个人要是冰淇淋吃撑了,喝酒喝醉了,不也会得病吗?”

“可是就这件事,警察会找到我们头上。”

“警察从哪儿下手?”

“别看您是个职业老手,有时候您也天真得可笑。一个人吸毒致死,有许多知情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有某个知情人就顶不住了。”冯·格来欣一开始进入毒品圈,就考虑到了一旦与警察发生麻烦时所应采取的一切防范措施。一个案件的证人总是最危险的,尽管闭口不说是最好的防卫,就为了自我保护也该这么做,但吸毒成瘾者正好是些性格脆弱的人。打破这道沉默之墙的最好办法就是撤离毒品,不是那种谨慎的、临床的撤离,而是粗暴的撤离,一夜之间什么毒品也没有了。这下可就苦难临头,瘾者浑身颤抖,肢体痉挛,心脏狂跳,眼球突出,舌头麻木,这时候要是有人手拿药丸说:“你说了从哪儿得到药丸的,我就给你吃。”那他肯定会把一切都供出来。

冯·格来欣想过,总有一天会这么做的。虽然迄今为止警察还不许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做有损人的尊严,会被视为严刑拷打,侵犯人权,但很可能有不法之徒用这种办法来打入市场。他们会向政府部门举报,揭发他们的竞争对手,然后取而代之。这样,一名瘾君子就会成为致命的危险。

冯·格来欣看到乌丽克眼中发出可怕的冷光,她的脸僵化成为一副毫无动静的面具。她在想什么?她的眼睛像熊瞎子的眼睛一样没有表情,她能无限地爱,就也能无限地破坏。真是披着美女外衣的魔鬼。

冯·格来欣说:“我们收回‘花花公子’牌,改卖‘笑脸’牌、‘巴尔尼’牌和‘夏奈尔’牌。波兰人后天又要来慕尼黑,我跟他们中止合同。”

“他们会同意吗?”

乌丽克的话有道理。干这一行的不能说停就停,说收就收。这样做会引起反抗,反抗就会死人。冯·格来欣也估计到会有无情的斗争。

他说:“我已经做好准备,波兰人会乖乖地听我的话的。”

“这倒是新鲜事。”

“对您来说,我的保证措施是新鲜事,是对方想不到的,否则就不叫出其不意了。”他用右手挥了一下,表示这个话题到此结束。“还是回过来说说您那个罗伯特吧。就算是他确实听您的话,您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染上了摇头九瘾,上了您的床就失去全部理智……可是,当他看到一个吃了他卖的摇头丸的姑娘在他眼前死去时,他会有什么反应?尽管他服从您,他能对此无动于衷吗?他会永远责备自己:我卖的药丸要了姑娘的命。这种谴责在他心中会越来越厉害,直到爆炸。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就不用给您说了。”

乌丽克生硬地说:“这是一种荒唐的设想!”

“什么叫荒唐?”冯·格来欣摇头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就罗伯特的性格来说,甚至是绝对合乎逻辑的。”

“即使再死人,也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把药丸卖给贩子,他和我都是搞批发的,从不接触消费者,他决不会直接卷入死人的事。”

“但他听说死人了,他知道药丸是他卖出去的。”

“要是一个人喝烧酒喝死了,酒厂老板会上吊吗?”

“乌丽克,我们别抬杠了。”冯·格来欣知道,跟她讨论罗伯特的事毫无意义,他得用别的办法来切断这一联系。“在您的调教之下,这孩子可能很会,再加摇头丸,更是强壮耐久,不知疲倦……但我还是不相信这个软骨头。他可以出色地演奏肖邦的乐曲,但不适合干我们这行。尽管您不同意,我坚持我的看法。”

当天夜里乌丽克只睡着了一会儿。

早晨快8点时,有人按门铃。乌丽克醒来一看闹钟,翻个身又睡了。她想,差10分8点,谁这时候来找我,11点以前我不会客,我还要睡,管他是谁,滚吧!

一会儿铃又响了,响个不停,按铃的人肯定是按住了不松手。

乌丽克坐起身来,握紧拳头大吼:“别吵了!”当然站在大门外的人是听不见的。“我要睡觉!你这头野猪,滚你的蛋!”

好像是按铃人听见了她的话似的,铃不响了。可是没一会儿又响起来了,这次是有节奏的,三长三短三长三短,实在烦人。

乌丽克跳下床来,披上晨衣,奔向房门口,按下开门电钮,插上保险链条,拉开一条门缝。

这时一个瘦高个儿从楼梯道跑上来,气喘吁吁在房门外停住了脚步。乌丽克把门打开。

她粗鲁地说:“你这个疯子!你来干吗?你知道我这时候正在睡觉。”

罗伯特对着她微笑说:“我就是要这时候来。”面对他那孩子般的微笑,乌丽克抵挡不住了,她闪开身,让他进屋,然后问他:“你怎么不上学?”

“我打电话说我病了,请一星期的假。我们又有一星期的时间,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1点。”

“你还让我怎么睡觉?”

“你想睡吗?”他脱掉她的晨衣,低下头来亲吻她的胸脯。尽管乌丽克内心还有反感,但此刻一阵酥痒流遍她的全身,她迎了上去,不再推却,放纵的使她浑身血液。

在床上,罗伯特忽然停止爱抚,喘着气说:“给我一粒药吃……”

“不行!”她用手抵着他的胸说,“鲍伯,不行!”

“我求你了!我要像上次一样……让天塌下来,让我飞上天,求求你……”

“不行,鲍伯,不行!”

“我非要不可,别那么狠心,求求你,求求你……”

她终于给了他一粒“笑脸”牌的摇头丸。

不到一小时后,发生作用了。

罗伯特像火山爆发,一连四小时。

足足四小时的激情和纵欲。罗伯特成了个精力无限的人,但那是一种令人心颤意麻的虚妄的精力,能把人变成超人,也能把人毁掉。

宋华丁又接到一个电话,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但也是说越南话的同胞。他已经猜到,打电话找他是为了什么。

对方以一种亚洲人的和气和礼貌说:“你要作一次美好的旅行了。”

宋华丁同样礼貌地回答:“我愿意去看看世界。这次去哪个方向?”

“往西,兄弟,又是去慕尼黑。”

“慕尼黑很漂亮,我很喜欢。”

“你会碰到四个有臭味的人,应该把他们洗一洗。”

“一下四个?”宋华丁晃了晃脑袋,他不怕有工作,但即使是他那么能干的人,一下子处理四个也是很不寻常的。他大声问道:“除了我就没有别人了?非得我一个人干不可吗?你想想,我只有两只手,再有两只手就好了。”

对方略带责备地说:“你是专家。我们眼下派不出人来帮你的忙,今后几天你看看德国报纸就会明白。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科隆,都有任务要完成,在慕尼黑就只有你了。你想想,在行李保管柜里放着1万2千美元呢。”

“1万2千美元!”宋华丁想,这无疑是个重要的任务,肯定也是艰巨的任务,不然委托人不会那么大方,但去以前得问问清楚:“兄弟,你再往下说。”

“是三个波兰人,一个德国人。”

“又是波兰人?”

“跟以往一样,旅馆交给你的信里什么都写着了。你这次住在‘卡尔王’旅馆,你到达的时候房费都已付好了。”

“兄弟,我还得吃喝啊。”

“一切都安排就绪,跟以往一样……难道你有什么不满意?要有你现在就说。”

“噢,不,不,一切都安排得挺好。”宋华丁很谨慎,对一个陌生的委托人不能要求太多。俗话说得好:不可穿过浓雾,宁可等雾散去。

宋问:“兄弟,我什么时候出发?”

“星期一,你坐上午的飞机从华沙去法兰克福,再转慕尼黑,在那儿可以呆上三天来完成你的任务。在华沙机场的波航窗口取你的机票。你看,我们什么都给你办妥了。”

“你们真够朋友。我会按你们的意思去办。”

电话打完了。宋华丁清了清喉咙,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地下室。他打开锁着的门(只有他一人有钥匙),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光秃秃的地下室,是一百多年以前用附近河里的鹅卵石砌成。当时是干什么用的,宋华丁也不知道。他的妻子玛利卡从未下过地下室,因为她怕蜘蛛和老鼠,宋华丁对她说过,那下面的老鼠有海狸那么大。

地下室里有三根用铁螺丝固定在地上的桩子,每根桩子的顶上装着一颗木雕的人头,不是简单的脑袋瓜,而是有鼻子有眼睛,脖子有长有短,有细有粗,甚至还有假眼,玻璃做的,有蓝色、褐色、灰绿色的,在灯光照耀下几可乱真。

宋华丁从一个雕花的木盒子里取出三根不同强度的细钢丝绳。他打量了一下第一颗人头的脖子,挑出一根钢丝绳,一手抓住一端,把它拽直了,然后猫着腰,轻手轻脚地走近人头。

这会儿他站在了人头的后面,盯着它的脖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用钢丝绳套住脖子,掐进咽喉,往后使劲一勒,若是真的人头,那气管就切断了。

宋华丁收回钢丝绳,对刚才的动作不大满意。太慢,太慢了。被杀的人还有时间喊叫甚至反抗。动作要快,才能没有声音,没有挣扎。

宋华丁又走向第二颗人头,短而粗的脖子最难弄,关键是要找准下巴和咽喉之间那个点,用钢丝绳猛烈一勒,才能把喉头软骨勒断。他想,这还得练,不断地练。快而无声地杀人是一门艺术,艺术家要是不练功就没有出息。他不能失败,只能成功。

勒第二颗人头还是不够快。钢丝绳套在了下巴上,要是真人那就不得了。宋华丁一面咒骂,一面用钢丝绳抽打石头的墙面,然后选了一根细钢丝绳,走向第三颗人头。

这次比较顺利,像这么细的脖子是少有的,是亚洲人的脖子,而不是欧洲人、波兰人或德国人的脖子。

宋华丁练了有两个小时,他拿第二个短粗脖子的人头练,在这上面练好了,以后就不会有困难。

星期一他去慕尼黑,他可以练到星期日,还有三天。

宋华丁盯着那个人头,人头上的眼睛是蓝色的,他突然恨起这双眼睛来……这一次套脖子套得可准了,恰好套在喉头上。

三个波兰人没有如约来到托斯卡纳酒吧。冯·格来欣白等了一小时,于是就打电话去旅馆问。旅馆的人告诉说,他们在一小时之前就坐一辆出租车离开了旅馆,没有留下什么消息。

冯·格来欣继续等。萨尔瓦多裤腰上别着一把手枪,博罗也带着武器,他在大衣里面挂了一枝微型冲锋枪,枪体积很小却有很大的杀伤力,黑手党分子经常把它放在公文包或礼品盒里带来带去。冯·格来欣做好准备要进行一场激烈的交锋,尽管他并不相信波兰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

但波兰人没有来。

倒是有位小个子的、穿着讲究的客人来到了托斯卡纳酒吧。他在酒台边上要了一杯“蒙特哥海湾”鸡尾酒,默默地环顾四周。这位客人并不显眼,有一张亚洲人的脸。乌丽克为他服务时在猜,这是个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还是朝鲜人?对欧洲人来说他们长得都一样,只有亚洲人才分得出来。

客人又喝了一杯鸡尾酒,看了看表,那是一块镶有钻石的豪华型瑞士表,然后招呼乌丽克过来,用流利的德语有礼貌地说:“我想见冯·格来欣先生。”

乌丽克诧异地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冯·格来欣先生在不在。”

“他在。”

“那您知道得比我还多喽。”

客人微笑说:“我总比别人知道得多。请您给通报一下。”

“我不能。”

“您能。”

“您还是有所不知。”乌丽克火了,谁敢这么跟她说话,尽管彬彬有礼,那也得碰钉子。“您要见冯·格来欣先生,就得先找我们的经理布鲁内里先生。”

“您说的是那个靠在柱子上的意大利人吗?这个人讨厌,我不愿跟我不喜欢的人说话。在我的家乡人们说:看见一张脸就如同打开一本书。”

“你家乡是哪儿?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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