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睖眼看着她,似乎他这会儿才明白了她的话。“你干这个干多久了?”他的声音有点嘶哑。
“有几个星期了。”乌丽克好像猜到了他在想什么,立刻补充说:“鲍伯,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过要使人快活,你有亲身体会,你是爱我的,对吗?”
“这跟爱有什么关系?”
“这事把我们俩永远联在一起了。”
罗伯特点点头,乌丽克走到前厅去,打开大门,让外面等着的人进来。有三个跟罗伯特一般年纪的男孩,穿着牛仔裤和印有图案的和t恤衫。他们似乎很熟悉这儿的情况,径直走向放着纸盒的桌子。
其中一个高个长发的瘦小子冲着罗伯特喊:“嘿,你是新来的?”然后问乌丽克:“你们哪儿弄来了这么个干净的小老板,你们要办‘康采恩’了?”他笑着敲敲罗伯特的纸盒,捻了捻手指说:“来200粒‘巴尔尼’,有没有折扣?”
乌丽克推开他的手说:“我们是固定价格,这儿又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市场。拿钱来,8,000马克,鲍伯就数给你200粒。”
“噢,你叫鲍伯!”一个满脸粉刺的小胖子对罗伯特做了个鬼脸,问:“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学校来的,数学得五分,音乐得一分,你还想知道什么?”
“得了,得了。”胖子不跟他较劲。“我这次就要50粒‘巴尔尼’,我的顾客都说太贵。要是有‘花花公子’我可以要500粒。”
乌丽克说:“‘花花公子’没有了,只有‘笑脸’。”
“妈的!”胖子一脸失望,“什么时候再卖‘花花公子’?”
“我们这儿不卖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乌丽克不想提起那个死去的姑娘的事,尤其是罗伯特在场的时候,“我们对经营策略做了些调整。”
“我一听说‘策略’两个字,马上就恶心。”小胖子模仿呕吐的动作说,“好吧,那就来500粒‘笑脸’,有折扣吗?”
乌丽克粗鲁地说:“你小子想得美。”
“我在想你啊!”
一阵大笑之后开始数药丸。来的人都带着塑料袋,拿了药,把钱放在桌上就走。
“明天见。”长头发的人说,“我有新主顾了,居然还有一家迪斯科舞厅里没有卖过这玩意儿……明天我去霍尔拜因中学,那儿也是个空白点,有买卖可做。再见!”
罗伯特看着这些人的背影,呆呆地对乌丽克说:“我知道霍尔拜因中学。我们两个学校的毕业班生还比过一场足球,他们三比零赢了我们,挺好的小伙子。他现在要卖‘笑脸’给他们?”
乌丽克满不在乎:“你也应该向你的朋友卖药。”
“卖给我的朋友?我决不干!”
“你不想使他们快活吗?”
“不能这么说,可是……”
“你不是爱我吗?”
“这你知道。”
“那就按我的话做,试试看。”她又给他一个吻,温柔地抚摸他的头发和脸。“看在我的分上……”
罗伯特不知怎么回答,这时下一批顾客又来了。两个男孩,不超过16岁,穿着整齐,烫了头发。他们大大咧咧地走进酒吧,动作像是在学美国明星嘉利·库珀。他们也是从袋里拿出钱来,一人拿出1,000马克,另一人拿出1,500马克,这些钱是从他们的伙伴那儿收集来的。就在这一天,有14名贩子来取了摇头丸。
乌丽克一直等到6点,然后就关门了,因为萨尔瓦多和博罗7点要上班。
她问罗伯特:“满意吗?你卖了多少?6,700马克?你能拿325马克,一天就挣这么多!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一星期的收入等于你父亲的3倍,一个月的收入等于他的10倍,你不高兴吗?”
罗伯特吞吞吐吐地说:“我还得习惯起来,我在卖什么?我不能往这方面想……”
他把乌丽克给他的钱放进上衣口袋,但马上抽出手来,好像是拿了什么脏东西。
“你得这么想,你富起来了,你独立了……你爱我。”
这是最有力的论据,罗伯特服了。
他想,我爱她,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在我的生活中不起作用。
他是个奴隶,即使是抽打他的皮鞭,他也会抓过来亲吻。
第三天的报纸都在头版用大标题报道:
黑手党在慕尼黑一下杀死四人!
三名波兰商人,一名出租车司机,是被亚洲人团伙所害?
慕尼黑将成为国际犯罪中心吗?
毒品大战也打到了慕尼黑?警察束手无策。
毒品市场开始血腥瓜分?
一夜死四人,警察在摸黑。
这些当然不完全是事实。经警察总局局长和州刑侦局同意,沃特克和赖伯规定不许对外谈论任何有关调查的情况。除了已经发现四具被人用钢丝绳勒死的尸体之外,报界不再得到任何信息。这当然引起了种种猜测,以后几天的报纸上出现了耸人听闻的标题,但沃特克和赖伯挺了过来,他们坚强的神经顶住了媒体的斥责谩骂。
慕尼黑的出租车司机在他们那位同事落葬的当天都在车上挂起小黑旗和黑纱,新闻界则要求保障新闻自由,但消息封锁并没有因此放松。除了司机的照片外,三个波兰人的照片不许发表,没有任何背景材料。报纸称这是一桩丑闻,一家大画报甚至私下表示,如果有人能从刑警第十三科里偷出三个死者的照片,该报社愿意出10,000马克收买。
对外透露越少,侦察就越有效。刑警们经过一天天的细致工作,终于勾勒出了那个杀人之夜的情景。沃特克和赖伯精心配合,把各种细节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三个波兰人在死亡的前一天乘飞机从华沙来到慕尼黑。
他们有正经的职业,一个是运输业主,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化学家。
噢!化学家!这点可以做文章。他开过药店,有关系吗?
三个波兰人的私生活无可指责,都是好家长,受到周围人的尊敬,没有前科。只不过谁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起飞往慕尼黑。他们的太太也解释不了,她们只知道自己丈夫经常出差,而且很少说上哪儿去。事业和家庭是两回事,应当分开,太太们对此从未有过怨言。这三家人的经济状况殷实,虽不富裕,但够得上小康。所有的人都无法解释他们的死亡,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一块儿去了慕尼黑。
“拉法埃尔”旅馆的经营者感到庆幸的是,由于禁止发布消息,旅馆的名字没有上报纸。但正是在这家旅馆,沃特克和赖伯找到了重要的线索,因为旅馆门房是头等的信息来源。门房报告说:三位先生所带行李不多,刑警已予没收,并送往州刑侦局的化验室。检查结果表明,这三人只准备在慕尼黑作短暂停留。
晚上有个出租车司机来电话找舒诺夫斯基先生,说的是英语。说了些什么?门房颇感委屈地说,我们不偷听客人的电话!
晚上10点,来了一辆出租车,把三位客人接走了。司机向门房通报过,是外国人,亚洲人。
“一点不错!”沃特克听到这儿高兴地对赖伯说,“你的伙计们真不赖!这条线索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只需要查一下,哪家出租车公司有亚洲人司机就行了。结果呢?”
“没结果。死去的司机是个德国人。”赖伯若有所思地摸摸鼻子说,“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猜出事情的经过。凶手先杀了司机,接着自己开车去旅馆接那三个波兰人。波兰人没有怀疑,因为凶手事先用英语跟他们打过招呼,问了去接的时间。然后凶手在仙女堡公园勒死了这三个人,这时司机的尸体已塞在汽车的后备箱里了。”
“真狡猾。”沃特克表示同意。
“绝对冷酷!”
“那么为什么他不把车扔在仙女堡公园,而要开回鹿苑呢?”
“他要向我们显示他的能干……只能这样解释。他要出德国警察的丑。看,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拿我怎么样?真是魔鬼的游戏!看来这家伙杀人杀上了瘾!”
沃特克浏览了一下记录说:“归纳起来是,一名运输业主,一名律师和一名化学家一起从华沙飞到慕尼黑,这三种职业可以配合起来,化学家做毒品,运输业主负责运输,律师负责提交无可怀疑和得到承认的海关申报单。要是有好的关系,还可以把东西申报为外交官搬家货物。这样的三位一体太棒了。可不料他们冒犯了亚洲黑手党,对方就毫不迟疑、冷酷无情地按照老规矩下了毒手,为的是争夺市场。问题是:波兰人来慕尼黑要跟谁谈判?”
“跟毒品黑社会的另一个团伙。”赖伯耸耸肩说,“要是我们知道的话,那案子就破了,我们就可以围着桌子跳舞了。”沃特克惊异地看到,赖伯在他的记事本上画小人,有的描描粗,有的则又划掉,然后编上号码。
沃特克问:“你想成为画家米霍第二吗?”
赖伯用铅笔点点他画的小人,说:“我是在整理思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迄今只是个别采用的杀人手法:用钢丝绳套脖子,这是远东人的特长。根据推理,作案者只能是两种团伙的人,即中国三合会和越南黑手党。我认为,这个案子里可以排除中国人,中国人若是看中了这个市场,那他们早就下手了。特奥,你说呢?”
“是新的越南团伙,就在慕尼黑。”
“他们总得找个地方开场啊。如果我的推理不错的话,那么另一方在哪儿呢?”
“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我还是坚持我那个合理不合法的建议:争取青年举报人,对弃暗投明的证人免于惩处。这么做会使那些宣扬人道主义的政治家不寒而栗,但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进到圈里去。秘密侦察员对一般案件都能打进去,而对于吸毒者却毫无办法,这是一个水泼不进的特殊王国,正如你所说,这些侦察员对于青年人来说是老爷爷了。”
“等一等!”赖伯挥挥手说,“你认为,这也是摇头丸在作祟?”
“火车站死去的女孩……”
“特奥,这是两回事。”
“我看不是。”
“那三个波兰人也可能是贩海洛因或者可卡因的,或者是走私汽车或香烟的。”
“越南人对汽车不感兴趣。”
“是的。”
“至于香烟,那是柏林的‘特产’。”
“不完全是。”
“走私香烟在慕尼黑从来就不多,这你比我更清楚。漏洞百出的国界线是在东面和西面,而不在南面,周转中心是在阿姆斯特丹。在慕尼黑只能是摇头丸的市场。我作过调查,据奥地利公安部门统计,单单奥地利就有七万多人吃摇头丸,而且越来越多,像滚雪球一样。据专家估计,每个周末能卖掉一万粒摇头丸。请问,巴伐利亚和哪个国家接壤?奥地利!”
赖伯感到沃特克在反驳他。赖伯说:“这些数字我也有。天哪!这些我们都知道,我甚至还编过一本内部资料。可是,特奥,要有证据,证据才有说服力!你承认吗,我们还在摸黑。我比谁都清楚,在搜查慕尼黑的技术音乐舞厅时没收的摇头丸越来越多,如今又有了第一名死者——丽莎·布隆迈尔。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是越南团伙在控制买卖。尽管你说得有理,可我们没有拿到证据。”
“这鬼丸子总得有个来源啊!”
“主要来自波兰。”
“噢!”
“也有在本国实验室里做的。任何一个稍懂化学的人都能做摇头丸,但不能做海洛因和可卡因。这星期五我要做一次关于摇头丸的报告,是跟州刑侦局和特别委员会e合作的,e是摇头丸ecstasy的缩写。还有一位毒品专家和一位医学专家要报告他们的调查结果。地点在州刑侦局会议室,听众是小范围的,你去吗?”
沃特克说:“没问题!凶杀案组的任务并不仅仅是收尸。”
搜集到的情况不多,但也有不少有意思的东西。有关丽莎·布隆迈尔一案的审讯,尽管被问者都是一问三不知,但反映出来的丽莎的形象,却和她父母头脑中的乖女儿的样子完全不同。丽莎的双重生活是一点一点揭露出来的。
一面是勤奋的理发师,讨人喜欢的姑娘,快乐无假的17岁少女;另一面却是瘾君子,舞会上的疯妞,迷恋技术音乐,爱吃摇头丸,随时愿意跟男人睡觉。沃特克就发现,在过去的三周之内有七个男孩跟丽莎睡过觉!
这怎么可能呢?差异怎么会这么大呢?
对丽莎的父母来说,这不啻是当头棒喝。爱尔弗利德还在哭个没完,约瑟夫这个老实巴交的安装工人不禁大发雷霆:
“我养大了一个婊子!”他一面嚷嚷,一面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的老婆,“我的责任?不!不!全是你的错,说什么要给孩子多一点自由……让她去跳舞吧,没事的,会会朋友,一起玩玩,有什么关系!哼,有什么关系!这下知道了,又是吸毒,又是跟人乱搞!我的女儿,丢死人了!我真该关掉铺子,卖掉房子,搬到外地去。谁还会让我承接修浴室和铺管道的工程?我最多只能给人通通堵塞的马桶,有这么个臭女儿的人,就只配干臭活!”
约瑟夫恨透了。他找到四个跟丽莎睡过觉的男孩,把他们痛揍一顿,因而被人控告人身伤害。不管约瑟夫花多少力气想要弄清他女儿双重生活的背景,他都跟刑警一样到处碰壁。所有的问题和调查都被顶了回来,没有人知道具体情况。摇头丸?在我们的迪斯科舞厅?从未听说过……听说过,但没见过,是个什么样儿?像水果糖吗?
丽莎的那些相好也自称一无所知。要说她嘛,确实是个疯妞,可从未发现她吸毒啊!当然她常常神魂颠倒,但不是吃了摇头丸,而是因为她看中了哪个小伙,就动手扯他的裤子。她就是那么个骚货……难道能禁止她吗?
沃特克硬着头皮听取这一切。有几次他忍不住想对几个倔头倔脑的小子踢上几脚,尤其是当他看到这些家伙对警察非但毫不同情,还消极抵抗,闭口不语和扮鬼脸的时候。不管你怎么问,就像是在跟水里的鱼说话,对方毫无反应。
沃特克自然没有踢他们,作为一名德国的官员,应该自我克制。特别是作为一名刑警,更要保持冷静,遇到挑衅要忍住,要若无其事地继续问下去。当一名刑警可不容易,必须得有坚强的神经。
沃特克心里有数,丽莎的朋友们肯定还知道更多的情况,丽莎出入的迪斯科舞厅很可能有人卖摇头丸。在丽莎挎包里找到的药丸表明,她在死之前不久还补充了新的药物,只是不知道她那天晚上是在哪儿跳的舞,然后在哪儿死去的。她死的时候不是单身一人,残存的jīng液表明,至少有一名男子在场,也正是这个男子把她扔进了破房子的地下室。
赖伯总结说:“我想,我们有了重要线索。我闻到了煎肉的香味,但没有找到煎锅在哪儿。我们像是捅了一个蚂蚁窝,爬得到处是蚂蚁。我的经验告诉我,有一个受惊的人将会说漏嘴而供出真情。心慌意乱是摧垮神经的毒药,我们等着瞧吧。”
沃特克忿忿地说:“在新闻媒体看来,又是警察无能喽!”
“特奥,你难道还在乎这个?”
沃特克使劲摇头说:“不,不。可是我总感到,在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可以欺负警察……”
冯·格来欣在出事以后那几天搜集了好多份报纸,并惴惴不安地读了有关报道。情况表明,他已经陷入一种极其危急的境地。
来自越南的客人罗先生所说的不是空话。三名波兰客户没有来托斯卡纳酒吧,而是被杀死在仙女堡公园,整齐地排成一溜。更多的细节州刑侦局新闻处也没有公布。冯·格来欣对报纸和电视里的种种揣测不感兴趣。他现在明白了,他同那个不知名的黑手党团伙谈判时只能是俯首听命,弄不好还要掉脑袋。慕尼黑和整个巴伐利亚的市场都已按越南人的设想划分好了,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唯一的出路是逃离慕尼黑。然而逃走冯·格来欣是决不干的。他是慕尼黑的酒吧大王,在社会上颇有名气,他的俱乐部实际上是高级妓院,去玩的人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界名流,还有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他如果放弃这个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小王国,就等于白白辛苦了一辈子。他现在认识到,进入摇头丸圈内是犯了错误,提着自己的脑袋去争夺市场,太不值得了。
他想,这不是懦弱,而是抓住了本质。他一直是一名斗士,痛恨懦弱,但有一条古老的中国谚语说:能屈能伸。的万里长征是最好的证明,而毛最后胜利了。
三个波兰人死后五天,罗又来到了托斯卡纳酒吧。
乌丽克这次马上让他从后门进来。冯·格来欣这两天一直在等他。
罗和气地问道:“您看报了吗?”
冯·格来欣感到想向他吐唾沫,他回答说:“干吗还要说废话?说说您的建议吧!”
“就放在您桌上。”
“非得杀人不可吗?”
“这不叫杀人,德语是种不文雅的粗鲁的语言。我们管这个叫‘大扫除’,打扫自己的房子,别人不会有意见。扫除了害虫可以安心睡觉。古训是最好的生活准则。”罗又笑了,“这下我们的房子干净了。”
“您要摇头丸的市场?”冯·格来欣低声问道。罗的礼貌简直让他受不了。
“这么说吧,我们要保护摇头丸市场。”
“防备谁呀?”
“防备从阿姆斯特丹和奥地利来的野贩子,防备波兰人和俄国人,还要防备那些制造摇头丸的小作坊。冯·格来欣先生,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严密的组织,还要投资。”
“说穿了,您是要我付保护费。”冯·格来欣拿起放在写字台上的文件说,“你给我的只是一份普通的保险合同,给家产保险,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一回事儿吗?我们保障您的生意,您的房产……”
“可是您要的东西还多着呢!”
“您只要把手递给我就够了,在我们那儿握手就等于合同。信人如信己,一生无所忌。”
冯·格来欣嗤之以鼻:“信任?如今还有信任一说吗?”
“在我们那儿有。”罗仍保持着假面具似的微笑,尽管他听出了对方的贬义。“对失信行为要像对烂谷子一样加以铲除。”
“您对什么都有一条古训!”
“唯有传统才是产生新生活的土壤。”
“说具体点,您到底要什么?”
“一分为二。”
“您是说地区保护,对整个巴伐利亚?”冯·格来欣把家产保险合同扔回桌上。“拿张地图,画一条线,左边归您,右边归我,是这样吗?”
“错了,您全错了,冯·格来欣先生。我们的合作要简单得多:我们供货,你们售货,我们再承担保护。您的生意照旧做,只不过利润要减少一些。”
冯·格来欣一屁股坐了下来。这样的转折是他始料未及的,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局面。他简直不能想象,越南人不是要瓜分市场,而是要提供货源,一切照旧,只是把波兰人赶走了。
“还有呢?”冯·格来欣小心地问。
“没有了。”
“就这些?”
“冯·格来欣先生,您还没有问过我们的条件呢。”
“好吧,有什么条件?”
“您必须买我们的摇头丸,价格略贵一些,但货色是最好的,您把营业额的30%给我们就行,这证明我们对您是友好相待的。一位圣贤曾说过:捞钱的人永远升不了天。”
“这条格言应当挂在每个财政局里!”
“冯·格来欣先生,这不是指您。俗话说,只有笨人才向富者送钱。您从来就不笨,我们也不笨。”
“你们什么时候能供货?”冯·格来欣没有兴趣同罗讨论纳税问题。贩毒是背着财政局做的百万元的大买卖,全世界加起来有成千上百亿元,比美国的年度预算还多。摇头丸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但摇头丸已开始到处蔓延,它像一棵摇钱树,有摇不完的钱。
“我们马上就供货。请您签合同吧。”
“你们供什么货?”冯·格来欣一边问,一边伸手去拿圆珠笔,“‘巴尔尼’、‘笑脸’,还是‘夏奈尔’?”
“我们不仿制旧产品,而是制造新产品。”
冯·格来欣又把圆珠笔放下了。新的摇头丸?可得小心!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不是要对青年下毒药,而是要让他们兴奋起来,这是硬毒品和摇头丸之间的差别。
冯·格来欣不以为然地问:“干吗搞新产品?对眼下流行的药丸,我们已经有了经验。”
“也有人吃死了!英国死了五十多人,美国死了几百人,其他国家有个别的,柏林死了两个人,慕尼黑有一起‘事故’。”
“我立刻收回了‘花花公子’牌的。”
罗问道:“您是一位有生态意识的人吧?”
冯·格来欣茫然看着罗:“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曾经捐过钱,为了保护巴西的原始森林,为了净化水域和湖泊,为了保护大熊猫和老虎,为了禁止向北海倾倒毒物,为了水果蔬菜的生态种植……您瞧,我们对您了如指掌,您是一位受人爱戴的环保赞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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