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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所以我得解释清楚啊，对不对？”

“可要是解释不清呢？”秋穆反问道，“要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清，你是选择接受农会民主讨论的结果，还是要对他们使用治安主任的‘权威’？”

听到这话，李有河愣了一下儿。她想了几秒，小声说道：“当然，治安主任不能脱离群众。”

她逐渐冷静下来，而秋穆平和地解释道：“你现在看，会觉得那些会员们辨识不清，他们不明白该‘偿命’的不是地主的个人而是封建制度。可是在‘地主害死人’这件事儿上，不同身份的人却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于那些地主而言，他们觉得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无论是指使民团还是强占土地，对他们而言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对于普通农民的死没有直接的感受，一斗米对于他们而言就只是可有可无的一斗米，他们也不能理解这一斗米对于别人而言就是一条命。他们因此而害死了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触动，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只不过是多得了一些利益罢了，有没有这点儿利益与他们自己的生死无关。

而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而言，他们的家人却是被那些地主害死了。尽管导致这悲剧发生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地主占有土地、拥有绝对权力的封建制度，但对于那些失去家人的人们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不合理，而是直接施害者——地主——本身的残忍。“封建社会的黑暗”对他们而言只是理论上的某种结论，他们要报仇也不会去找虚无缥缈的“封建社会的黑暗”，而是去找那些地主本人。

但在一个已经理解了什么是“根本原因”的人——例如一个村公所的干部——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人人平等，人们不应该互相迫害，而应当团结更多人去一起推翻旧社会的黑暗。

因此，那些年轻的马列主义者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受迫害的平民们理解了“根本原因”，他们就不再拘泥于直接对个别施害者的报复，而会自动组织起来去反抗整个黑暗的制度。然而他们总是忘了，对于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们而言，他们的愤怒是直接指向施害者的。这是一种只有经历过才能感受得到的情感，或许只有“圣人”才能将这种情感压抑住，但总不能指望群众都是“圣人”吧？

毛曾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②。”

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从理智上不懂得“和平”地解决问题，而是长期受压迫的人不得不发泄出这种愤怒——就像开闸泄洪时的压力，人们可能不希望它释放，但它也不得不将自己释放。

因此，革命的开始总是激烈的，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注释：

①指水井旁安装用于提水的木制轱辘，通常会有相应的把手。

②出自《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1927年3月5日。

作者有话要说：　　想象中：

中央：强制“双减”，限制地主的权力。

解放区：要求“双减”，尽量限制地主。

村公所：对不“双减”的地主进行处罚。

群众：和地主商量要不要“双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