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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听她讲话。

终于，亚历山大讲完了，台下立刻站起来一位年轻的遗传学研究者。

这位年轻人穿着整洁讲究的呢子大衣，头发也烫了卷儿，看起来真像个西欧的绅士。她说起话来也是“彬彬有礼”的：“请问恩格尔同志，您认为摩尔根学派①是‘滥用’了无产阶级的名义，您的根据在哪里？如果说摩尔根学派是为了谋取研究资源，那么鄙人恰好了解到，莫斯科遗传学研究所昨日刚刚削减了分子钟小组百分之七十的经费，请问分子钟小组是否也在设法取得更多资金？”

这话一说出来，会场里顿时多了几声轻蔑的冷笑。

之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当下的导弹大跃|进运动②使得大量科研经费投入到了军备研究开发中，留给纯科学研究的部分就因此而被削减。李森科派和瓦维洛夫派为争夺资源而采取政治手段，企图将对手挤出苏联遗传学界，这种事儿放眼世界也并不足为奇。可是亚历山大·恩格尔竟然对此进行公开批判，实在令人诧异——要加强对于德国导弹研究所的投入，第一笔就得削做纯生物学研究的分子钟小组的经费③啊！

这个时候不赶快抱紧李森科派的大腿，好把对方挤出学界、保全自己的经费，却站出来装作中立地把两方都批判一通，让苏联遗传学界的各位研究者们都觉得是愚蠢至极：眼看着自己的经费都保不住了，还有这闲心思去管什么滥用不滥用无产阶级的名义！

“我认为所谓的根据是在座各位心里非常清楚的，卡普什金同志。对于人尽皆知的错事，恐怕我就不宜在这种正式场合说明了。”面对满堂的嘲讽，亚历山大不无尖锐地回应道，“而至于分子钟小组的经费问题，我想这与我刚刚讨论的话题毫无关系。”

“鄙人并不认为这完全没有关系。”那位年轻的绅士却微笑着说道，“毕竟，无论做什么研究都需要经费。请问您是站在哪方的立场上发表这篇文章的，恩格尔同志？或者说，您是单独站在分子钟小组的立场上？”

“对不起，恐怕是我误解了您的意思。”亚历山大冷笑道，“难道我们不应该只有唯一的一个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科学研究者的立场吗？”

她这话本应是很有分量的，可是台下的听众们却似乎并不这么觉得。挑明了“唯一的立场”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对此有任何特殊的回应。整个苏联遗传学界都对此毫无任何反应，甚至还有些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亚历山大感到极其恼火。她重复了一遍，说话时甚至带出了点儿奥地利口音：“同志们，难道我说得不对吗？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一个唯一的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科学研究者的立场上吗？”

此时台下一个衣着简朴、头发剪得很整齐的姑娘举起了手。亚历山大示意她可以发言，而那个姑娘便礼貌地站了起来。她站起来的时候显得十分挺拔，帅气得简直像是刚刚去过红场阅兵一样。

这个年轻人不卑不亢地说道：“既然如此，我想问题就完全可以得到解决了。站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者的立场上，就不得不正视米丘林同志所做出的育种成果。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都不能否认事实，而这正是摩尔根学派一直在逃避的事情。”

“卡拉绍夫同志，按照米丘林学说同样也有无法解释的现象。”亚历山大却冷漠地说道，“而如果您真的按照唯物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就会发现摩尔根学说在很多时候也能够做出与事实相符的预测。”

“所以这还是一个立场问题。”烫卷发的年轻人微笑着说，“究竟谁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想必您一看便可知晓。”

“卡普什金同志，您这样下结论，难道就是唯物主义者的作为吗？”衣着简朴的姑娘却说道，“恩格尔同志显然说得不错，连赫尔曼·穆勒④都会说两句‘唯物主义’。”

烫卷发的姑娘紧接着说道：“您这话也不像是唯物主义者的言辞。您有什么证据表明赫尔曼·穆勒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还是您认为出了苏联边境，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唯物主义者了？”

这两个年轻人就在会场里争论了起来。而随后，李森科和瓦维洛夫两派的遗传学专家们也都纷纷站出来帮助“自己人”反对她们的“对手”。

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台上的亚历山大·恩格尔愤然摔稿离去。

台下第二排坐着的帕维尔连忙追了出去。

室外的莫斯科，此时正是一片春暖花开。

亚历山大把外套穿上，又脱下来扔掉，低声嘀咕着：“我要给伊利亚写信……我要给伊利亚写信……我一定要给伊利亚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