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1 / 2）

正文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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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郑东提着简单的旅行箱出现在地处京城闹市区那幢大屋顶建筑背后的辅楼，推开贴着全国“扫黄”办公室标志的门时，引得了弟兄们的一阵惊喜。

郑东不禁喜形于色，又不无炫耀地告诉哥们儿：“我到德国去参加国际书展，下午到长江宾馆报到，抽空来会一会哥们儿。”

“你可是我们‘扫黄’这条线第一个出国的，值得庆祝，中午弟见们聚一聚。”说话的小伙子名叫江林。他与郑东是老乡，来自古都市的古都大学。古都大学与北京大学齐名，当年也曾是藏龙卧虎之地。

科院黑社会研究所，继续从事黑社会研究；一是到京城某大出版社当编辑，安于寂寞，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以为前者的去向与老爹的安排差不多，不如当编辑自由，于是当了两年编辑。后来被抽调到全国“扫黄”办工作，正好郑东也抽调到这儿，于是共同战斗了半年，一起赴河南，去山东，奔河北，走浙江，搞暗访，办大案，作调查，可谓风雨同舟，交情不浅。

郑东离开京城之前，一再动员他打回家乡去，在他的办公室任职视事，与分居两地的小妻子团圆，以解父母晚年的孤寂之情、盼孙之愿。然而，他却以为单身汉的自由自在的日子尚未过够，在全国“扫黄”办的岗位还可以到全国各地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就是去暗中查访，冒冒风险，也是十分刺激的事。于是继续留在京城，全然没有思乡归家的意思。

江林热情地把郑东引进自己窄小的办公室，指指桌上一堆放得乱糟糟的文件说：“老郑，你来得正好，向你通报一下情况，这里有一份署名举报，举报人还附了身份证复印件。此案涉及a省，我们初步找涉案出版社进行了调查，举报基本属实。你是否带一口信给仲副厅长，全国‘扫黄’办拟列此案为全国大案。给你通气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家乡查处此类案件能够主动一些。等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冬季“扫黄”集中行动方案》正式下发，省里再动手反而被动。涉案的宇宙出版中心我已去电话问过，该社的总编辑答复以他们出版社名义印制的小学五年制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辅导教材纯属盗用该出版社名义非法印发的。盗印的数量之大，规模之巨，早已构成犯罪。”

他随手翻了翻办公桌上那堆乱七八糟的样书，继续说：“我初步考虑了一下，此案涉及4家出版社，仅以宇宙出版中心名义印刷的非法出版物就价值4o0多万元。”

郑东却不以为然地说：“江林，今天你就不要用这类案子来破坏我出国前的良好情绪，你说的事，我一定向仲副厅长汇报，等我出访归来后，一定组织力量认真查。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宇宙出版中心本身就是一个皮包出版社，徒有空架子，在外省设了许多编辑部，到处‘买卖书号’，招聘了一批闲散人员，谁给钱，准就能当编辑部主任。设在我省古都市的该出版中心第二编辑部，平时行动神神秘秘，我们是光听到反映，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踪迹，我准备取缔它，这书没准就是那第二编辑部卖的书号，经那些农民书商胡编乱印的。出版社的事你还不知道，不查，好处白拿；一查就跳出来，说是非法出版物。你去查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书贩子，到那儿找去?”

郑东话题一转，问道：“国庆节放假，你不打算会会你的小娘子，乘便到涉案的丰收县去暗访一下?那儿农民非法编印教材的问题由来已久，地方保护得厉害，这次列为大案也好，让那些士皇帝尝尝厉害，逼他们把此案查掉。问题是那些涉案出版社，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你看，不吭气了吧?没辙了吧?”

江林一脸苦笑，立即打住话题，“我们不谈工作，中午你与‘扫黄’办全体哥们儿聚一聚，我们为你饯行。”

江林匆匆而去，把原办案时处过的弟兄招集在一起，大家分头行动，打酒的打酒，买菜的买菜。不一会热菜、冷菜、啤酒购买齐备．四张办公桌一拼，就准备开席痛饮了。

9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

“扫黄”办设在一个游离于机关办公大楼主楼之外的偏僻一角，既与这楼内的各司、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自成体系。国家时出版的高度垄断，也导致了凡有出版权者均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谁能忍心下手呢?这当然是当今政企不分，企业行政化所酿成的弊端，高度集权垄断经营者尤甚。楼内有的同志与衙门外的一些先生有极为密切的友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友谊和关系既有人之常情所连，更有物质条件为基础，自然是巩固的。谁又愿意破坏这种平衡呢?人还是喜欢多栽花、少栽刺的，毕竟“栽花香万里，栽刺刺自己”。这种现象，在仍带有浓厚计划经济痕迹、高度垄断的部门和行业，应当视作是正常的。根据黑格尔老人所言“几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历史名言，说明了历史的客观性、无情性，也是对那些执着于疾恶如仇、执法如山者的无情嘲讽。大凡历朝历代“法不阿贵”都是一种理想，而不是实践本身。实践是按“法是统治者的工具”这一千占不易的铁律而运作的，对统治者及依赖于统治者的阶层总是肓所偏私。而某种失去公正标准的法律又可能导致政治腐败的蔓延，并危及到政权本身的安危。这又是历史辩证法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一面。“扫黄、打非”的法规更多的是行政性规定，对于楼里管辖的部门就不大管用。这就好比要老子去打儿子，是很难下手的。

游离于官场政治游戏之外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愣要把这说成是“寻租现象”，认为是一种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权钱交易”形式。管理部门凭权力设置租金，被管理部门为了获得规定之外的某些利益如出版、选题的审批权，违规后的不受惩治等便利，就需要靠缴纳租金去换取制度权威的松动。当然双方都清楚这是一种“鸡蛋换母鸡”式的交易，当这种行为普遍化之后，风险就降到了低点，也就成了难于根治的顽症。这种“权钱交易”的形式在不同层次又有不同的形式。在出版部门，由于出版资源由国家专控、垄断生产，因而出版权也是奇货可居的。那些在发行体制改革中获得了零售权的书商们，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自然把目光投向利益更大图书出版和总发行领域。为了松动国家对这块的严格控制，唯一可以作为润滑剂的就是金钱。因此，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就诞生了“买卖书号”这一专有名词。书号在我国是出版权和总发行权的象征，不允许进入市场流通，而又切切实实在市场流通着，毋庸置疑这是金钱在起作用。金钱换取的是国家神圣的出版原则和出版者的职业道德。现行出版体制就在这种金钱和权力的反复互换中出现一定的混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