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1 / 2）

来，不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不论是假狂狷真作秀的人，还是真狂狷不作秀的人，也就是说不论哪种人，只要你没有“晓事”的功夫与能力，你做事定是很糟糕的。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特别强调的种人生智慧就是“先晓事，后办事”。

有个例子，是曾国藩已经功成名就后发生的事，当时他已经任两江总督了，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居高位者”了，所以从这件事上看曾国藩自己是如何“晓事”的，就特别能说明问题了。

清同治四年，也就是公元1865年，曾国藩就职于南京，任两江总督，总揽东南数省的军政大权。有天，曾国藩正在看公文，突然隐约听到总督府门口阵喧闹。曾国藩当时在南京正着手战后重建恢复民生的工作，所以平时对民情还是非常重视的。听到门口有喧闹，想想不放心，就走出来看看。才走到院子里，就听到门房大声喝斥的声音，然后就听到个苍老的声音大声在喊：“我要找宽！我要找宽！”

接着又听到门房在骂：“你还找宽二呢，我们这宽三都没有。老头子，你也不看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再吵闹，就把你抓起来下到大牢里去！”

大概这种把人抓起来下到大牢里的威吓比较管用，只听那人的嗓门立刻小了些，但还是不停地说：“我要找宽！我要找宽！”

门房说连宽二宽三也没有，但曾国藩听见“宽”这个名字，心里立刻咯噔下。为什么呢？因为他曾国藩小时候的小名就叫“宽”。

曾国藩幼年在农村长大，农村里的孩子小时候都会起个什么“狗剩”“狗蛋”这样的小名，之所以这么叫是大家认为起个贱名好养活。但曾国藩他爹曾麟书毕竟还是个教书先生，好歹算个知识分子，所以不愿叫他“狗剩”“狗蛋”什么的，在请示了曾国藩的祖父后，按他祖父的意思给曾国藩起了个“宽”的小名。曾国藩幼时在湖南湘乡老家，大家都叫他“宽”。当然，后来曾国藩考中了进士，又最后成就了番功业，再也没人敢叫他“宽”了。他又很少回老家，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位名震天下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大人还有个这么奇怪的小名。

曾国藩快步走到府门口，眼就看到了佝偻着身子站在台阶下身老农打扮的那个老人。门房看总督大人出来了，也吓了跳，以为吵闹惊着了曾国藩，连忙叉手施礼，不知所措。曾国藩根本不看门房，盯着这个老人仔细看了半天，突然叫了嗓子——“干爹，您怎么来了？”

就这嗓子，把门房吓了个半死，半天都没反应过来。不光门房没反应过来，台阶底下那位老农也没反应过来，愣了半天，瞧着曾国藩突然热泪满眶，说了句：“宽啊，我可找到你了！”

原来，曾国藩小时候虽然没叫“狗剩”“狗蛋”什么的，但农村毕竟非常讲究民间的习俗，比如起贱名好养活，多认个爹娘也好养活，所以曾国藩小时候也曾认邻村里户人家为干爹干娘。但也就是记个名，并不十分当真，后来曾国藩生事业在外，所以与干爹家很少有什么走动和来往。

虽然走动来往得少，但有这么个干爹那倒是真的。现在几十年没见的干爹突然找上门来了，曾国藩十分欣喜，但也不由得肚子的纳闷儿。

曾国藩没管那门房，把干爹赶快让进府来。这时候曾国藩家老小都到了南京，曾国藩的老婆孩子大堆人，轮番来拜曾国藩的干爹，这下好不热闹。

然后曾国藩边命人招待酒饭，边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情况到老家的那些乡亲，甚至老宅新屋庄稼树木，所有的情况无所不问。酒足饭饱之后，老人家话入正题，要说明来意了。曾国藩突然打断了话头，说：“暂莫谈这个，干爹您老人家难得来六朝古都，先把南京的名胜游览游览再说吧。”

说完，叫来个也是湖南湘乡的手下，让他这两天全程陪同，务必陪着老人家把南京的什么玄武湖秦淮河夫子庙都好好游览下。

老人家看曾国藩这么说，到嘴边儿的话也没好意思说出来。但他实在没心思游山玩水，才玩了两天，就按捺不住了，心里的话不好意思跟当两江总督的干儿子说，只好悄悄地跟干儿媳说。老人把番来意跟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说了半天，请她帮着求下宽，务必要帮自己这个忙。说是别的都不要，只要张两指宽的字条。

那么，曾国藩的这位干爹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字条呢？

原来，这位干爹在湖南衡州府惹上了个官司。当然这个官司并不是他去惹别人，而是别人来惹他的。他们家在湖南双峰大界的地方有处祖坟，据说风水不错，所以老头时不时都要到祖坟上去看看。结果这年清明还没到，老头就发现有个新坟迁到了他们家的祖坟上。这下他当然不干了，就找这户迁坟的人家理论。结果这户人家是当地的个富户，看中了这块坟地，仗着有钱有势，硬要迁坟过来。

曾国藩的这个干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虽然家里穷点，但人特别倔强，给钱也不要，坚决不许那家富户迁坟占地。人家看来软不行，就来硬的。老人家人单势孤，气头上就把这个富户告到了衡州府。但自古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衡州府拿了富户的好处，曾国藩这位干爹的官司自然就输了。

老人咽不下这口气，几乎要上吊自尽，后来还是有个亲戚给他出主意，说你不知道吧，当年你那个干儿子宽，现在是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南京当大官呢。你去找他，让他给衡州知府写个两指宽的条子，还愁你这官司打不

赢吗？

这么说，老人家立刻觉得绝处逢生，也不上吊寻死了，立即动身，跋山涉水来找这个当了大官的干儿子曾宽。

欧阳夫人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就跟曾国藩说：“干爹这么大老远地找上门来，又关乎到他的身家性命，你就帮他给衡州府写个条子吧。”

曾国藩听完后沉吟了半晌才说：“我平日总是教育家人不要干涉地方衙门的事务，现在我自己隔着千里之外反倒亲自干预衡州府的事务，我这不是自食其言吗？这以后，我还怎么教育我那些弟弟和族人呢？不成！”

欧阳夫人听，说：“那你总不能看着干爹这么受欺负不帮了吧？况且就算不是干爹，老实人受欺负，你也得主持公道呀！”

曾国藩听了这话，频频点头，想了半天，才说了句：“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曾国藩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还是让手下陪干爹到处去玩，然后派快马到湖南老家秘密查询案情，过了两天，案情调查结果报回来了，如他干爹所说，他们家被强占了地，还输了官司。

现在情况清楚了，曾国藩心里就有数了。曾国藩这边不急不慢，他干爹可实在坐不住了，老头倔啊，后来实在忍不住，说你不帮就算了，你这儿我也住不起，我还是走吧。

曾国藩盛情挽留，看实在挽留不住，就说定第二天吃过送别的酒宴再亲自送干爹走。

这位大脾气的干爹心想，来都来这么多天了，也不差再多待天，就憋着气打算空耗天。

结果第二天，曾府上下喜气洋洋，因为正好朝廷下了谕旨，又升了曾国藩的官职，所以江南的大小官员纷纷前来贺喜。这下这个酒宴就成了大排场了。曾国藩在酒席宴上，出人意料地隆重地请出了自己的这位干爹。

刚开始，李鸿章等人都看愣了，不明白曾大人怎么这么大动静请出位庄稼汉打扮的老农来，后来听说还是曾国藩的干爹，这下满场群情激动，大小官员个个上来给这位干爹请安。曾国藩当场说明干爹是来探望自己的，这马上就要走了，所以做干儿子的准备了个小礼物。说着让人拿出个盒子来，打开给干爹看，里头是把精美的折扇。曾国藩当场提笔挥毫，在扇子上题款落字。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

曾国藩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又是文坛领袖，又是江南官员之首，这下惊动全场，第二天曾国藩给乡下干爹送扇题字这事就已经在官场上传开了。

这位干爹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心想官司不帮我，弄大帮人来拜见我！两指宽的字条不肯写，非要送我把破扇子！尽搞这虚的！所以他还憋着气呢。曾国藩只是笑，也不点破，第二天携夫人孩子亲自到江边码头去送干爹。

上船前欧阳夫人在干爹耳边轻轻地交待了番，老人家听，眉开眼笑，恍然大悟，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回乡的旅程。

后来，这位干爹又到衡州府二次告状，衡州知府特意要了那把扇子去看了两天才还给他。当然最后的结果也不用说了，曾国藩的干爹总算称心如意，要回了自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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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晓事

这件事我们回头来看，乍看，曾国藩暗助干爹最后赢了官司，好像有越权干涉地方事务的嫌疑，甚至还有公权私用假公济私的嫌疑，但为什么这事又能成为他“先晓事后办事”的家训智慧的明证呢？

我们还是先来分析下这件事里所反映出的曾国藩所说的“晓事”的内涵。通过曾国藩的家训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所说的“晓事”至少有以下三点内涵：

第，晓事的个重要标志，是有判断。

曾国藩曾经说：“莅事以明字为第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确，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曾国藩全集·书札》

这段话是说临事的时候以“明事”为第要义，这个“明事”其实也就是“晓事”。但曾国藩展开来分析说，明有两种，种是高明，种是精明。什么是高明呢？他举了两个例子，是登山的人站到山顶自然就看得远，二是站到城头也自然能视野开阔，其实就是说站得高看得远的意思。而精明是什么呢？是比看得远，看得开阔还重要的点，就是对整体及细节要有准确的权衡与把握。

曾国藩说高明这点要从人生修养阅历下手，很难下做到，但精明却是能训练出来的，只要事事养成勤思考善判断的习惯，渐渐就能养成平实的行事风格，这样由精明而到高明而至明事晓事，就有法可循了。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在教育后人的时候对临事判断力的训练是非常看重的，而他在对人才审鉴的时候，临事判断力如何肯定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事实上，自古以来判断力的表现就是人们区分人才优劣高下的个重要标准。比如魏晋时期的王戎，七岁时就名满天下，被世人称为神童，缘起不过是因为件小事。有天，王戎和帮小伙伴到村外玩，突然看到路旁有棵李树，上面结满了李子。当时兵荒马乱的，李子是百姓重要的食物之，所以小伙伴们看见这棵李树都高兴坏了，大家疯狂地跑过去爬上去摘李子吃，只有最小的王戎站在远处动未动。当时正好有个大人经过，看到这个景象很是奇怪，就问王戎：“大家都去抢李子吃，你为什么不去啊？”

时年七岁的王戎笑笑，像个小大人的样子说：“这棵李树就长在路旁，而且结的李子对大人来说伸手就能摘到，可是你看这树上有这么多李子，说明根本就没什么人去摘来吃，这不是说明大家对它手下留情，而是说明这肯定是棵苦李树。”王戎的意思是说这是棵基因变异的李子树，结的李子肯定都是苦的，所以才没人去摘，所以它才能枝繁叶茂地长在路边。

王戎才分析完，果不其然，那边摘了李子急忙下口的小朋友个个都在“呸呸”地吐口水，都是因为吃了苦李而涩了嘴。大家都把摘到的李子扔了，又个个灰溜溜地跑回到王戎身边。

大人看大吃惊，这孩子如此神奇，推理判断能力如此之强，简直就是神童！这下王戎七岁识李的事儿就传开了，王戎少年成名，后来以年龄最幼者成为“竹林七贤”中个重要的名士。

其实王戎后来长大后也没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最擅长的本事就是装糊涂明哲保身，但他七岁即识苦李的超强判断力却成就了他最初的声名，也算是段传奇了。

别说小王戎，就算是“诸葛大名垂宇宙”的孔明先生，也是如此。其实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哪有什么草船借箭火烧赤壁巧取益州定略汉中的神奇，这些事根本都和他无关，《三国志》说他“长于治国而短于治军”，就是说他根本不是个军事上的天才。但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却样为人所称重，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第次在世人面前崭露头角就是他的《隆中对》，而《隆中对》之所以有份量就是其中有“三分天下”的远见与判断。所以可以这么说，诸葛亮也是靠判断力发家的。

所以，判断力如何，实在是个人处世能力高下的个重要衡量标准。

曾国藩如此强调判断力，说明他自己在这方面肯定也是非常擅长的。就拿他帮干爹这件事来说，他其中有三处判断显示了他处世的老辣功夫。

是干爹来，曾国藩立刻判断出干爹这是有私事相求，判断出这点不难，但这个私事到底是哪方面，是否要涉及到公权力的问题，这都是很难作出判断的。所以曾国藩出于谨慎，不让干爹当面直接说出所求之事，就是给自己留个回旋处置的余地。这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做事的时候留有余地，才有腾挪措手的空间。

第二个判断就体现曾国藩行事的稳重了，当他从夫人口中得知实情后，并不直接下判断，而是先派人暗中调查。这也是曾国藩向来非常推崇的工作作风，要有判断就定先要有调查，建立在调查分析上的判断才是科学的判断，这其实也是现代信息论非常看重的点。当调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曾国藩心中的是非判断自然明了。

第三个判断是对当时官场作风的判断，这点完全基于曾国藩这个老江湖对当时官场的透彻把握。他知道他对干爹的做法会成为官场新闻迅速发散出去，而相关官员自然会对这种新闻产生相当的敏感度。

正是基于准确的判断力，曾国藩才把暗助干爹这事做得轻描淡写却又举重若轻。

但只有判断还不行，“晓事”的第二个重要内涵，是有原则。

“做人要有原则”，这句话在曾国藩身上体现得最是明显。就是因为他极讲原则，所以才能几十年如日地严格自省自律。每天早起，每餐只菜汤，每天不间断地写日记，每天坚持读书直到读瞎了只眼睛，从不过奢侈的生活，从不放松对家人子女的教育曾国藩的这生在很多人看来就像是在过苦行僧的生活，换了别人，天两天可以，长此以往，少有人能持之以恒，但曾国藩之所以能做到，就是因为他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

曾国藩为人讲原则，做官也非常讲原则，他在家书里时常提醒家人的个原则就是不要沾染官场习气，不要与官府的人私自交往。他对他儿子曾纪泽说：“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对他在湖南老家主持家务的二弟曾国潢则明确要求：“勿与官衙往来。”《曾国藩全集·家书》。

曾国藩自己做着大官，为什么不愿家人与官府的人来往呢？道理很简单，他本人身高位重，家里人借着他的声威与官府来往，肯定会干涉地方行政，构成利益关系。而曾国藩是最痛恨这点的，因为这正是滋生腐败的个重要源泉。所以他不许家人与地方官结交，自己也严守这个原则，基本与老家的地方官没什么来往，而且从不越级行事，干涉老家地方官的任何事务，这种态度后面隐藏的个工作原则就是——不滥用公权！

其实曾国藩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结合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教训来看，个非常重要的行政原则就是“慎权”，即对公权力的慎重使用。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很有远见，他虽然很欣赏些宦官的办事能力，像在与西部少数民族互市的交易中宦官也曾立有大功，像在蓝玉案这些大案里，宦官更曾发生过重要的作用，但朱元璋撇开私人情感，还是在洪武17年立下了“宦官不得预政”的铁牌。之所以如此，就是看到了权力与宦官集团的结合，定会像洪水猛兽样带来不能够“慎权”的恶果。果不其然，明成祖朱棣就没有他老爹眼光远，因为在靖难之役中宦官帮了他的大忙，所以他撇开朱元璋的遗训不理，给宦官非常大的公权力，趋势成，发不可收拾，宦官乱政终成有明朝最大的政治毒瘤。所以毛泽东读《明史》时就曾发出感慨，说《明史》越读越气，最可气处，即宦官乱政！

曾国藩要坚守不滥用公权不越级行事不干涉地方官的行政原则，所以他不明着做这件事，而是用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来点到即止地解决问题。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他虽然很讲究方法，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帮助干爹打赢了官司，这不还是滥用了公权干涉了地方官吗？

其实这还真冤枉了曾国藩。按照曾国藩当时的官职，他还真有明确的权力来正大光明地管这件事。因为他当时的职务不仅是两江总督，而是钦命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作为两江总督他是没权力管湖南的事，那是湖广总督管的。但作为钦命钦差大臣，有权授理各种他认为需要的授理的案件。而曾国藩有权这样做却不这样做，就是怕给人造成滥用公权干涉地方的印象。再加上案主又是他的干爹，这种事更有假公济私之嫌，所以为了更大的原则，他不得不曲线救国，暗渡陈仓。

除了要有判断，有原则，“晓事”的第三个内涵，就是有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