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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越来越绝望，我在格雷爵士地家里东翻西找，指望能发现些被忽略的东西，但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大约十点钟的时候，去大英博物馆和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巡警相继回来，他们同样让人失望。而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巡警也没有带回好消息，但是他说爱德华爵士坚持要留在那里等待，再看看情况，于是另外一名巡警就跟他呆在一起了。

我那个时候将唯一的希望放在了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和汉普顿宫的人身上，因为如果格雷爵士的激进政治主张要得以表现，或许去汉普顿宫更加有可能。不断地有巡警在传回他们在别的地方所知道的情况——没有人看到过格雷爵士的身影，到处都没有他。真奇怪，那个时候我竟然是有点恨他的，他的疯狂和自毁让我们兴师动众，提心吊胆，我可以想象如果明天他的尸体出现在了某个地方，记者们会怎样蜂拥而至，我会被督查骂成什么样子，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小道消息会充斥在我面前，起码会持续一个月以上。

反正对于伦敦人来说，警察就是无能的，格雷爵士的死可以再次向他们证实这一点。

啊，我又跑题了，请原谅，人老了就是这样的，

总之，我们一直到十一点都没有任何进展，大约在十一点过五分的时候，加达神甫却突然出现了。

他是从一辆出租马车上跳下来的，神色匆匆，鼻尖和额头上冒出了汗水，好像他是跟着马车跑来的。

他一进门就对我说：“快去威斯敏斯特大桥，现在！”

我问他为什么，难道格雷爵士会在那里？他非常肯定地说“是的”，但是那首诗里完全没有提到威斯敏斯特大桥，神甫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他对我的回答是，想想那诗的最后两句。

好吧，我怎么想也不明白，但他是一个聪明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一点了，于是我愿意跟他冒险。

现在门外已经停了一辆调来的警用马车（平时它是用来运送囚犯的），我们坐上去，赶往威斯敏斯特大桥。路上神甫问我找到了邮差吗，我大致地将邮差的话复述给他听，他的脸色看起来更加阴沉了。

因为是寒冷的深秋，临近午夜的时候，已经没有谁愿意在街上行走了，除了一些揽客的妓女和喝醉的流浪汉，看不到几个体面人。当我们到达威斯敏斯特大桥以后，已经是十一点三十五分了，桥上的路灯把桥分割成明暗不同的十几段。桥上的行人几乎没有，偶尔有些看了歌剧散场回家的人的马车从桥上驶过，车夫会诧异地扫我们一眼。警用马车停在桥头，我沿着桥上的步行道跑了几步，并没有见到格雷爵士。

我回头看着神甫，冲他摇头、挥手。他当时在明亮的路灯下站了一会儿，然后给随行的巡警说什么，提起马车上挂着巡夜灯转身就跑，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我吃了一惊，当时只是想：即使他的推断错了，也没有必要逃走吧。我问那巡警怎么回事，他说神甫要我们留着这里小心地看着，注意桥面上的动静。

当时我面临着一个非常难的选择，要么离开，去寻找更有价值的线索，要么听从神甫的叮嘱，继续等待格雷爵士出现。

您已经知道了结果，我留下了，没错。可那时候我真是忐忑不安，左右摇摆。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真的在桥上呆到了十二点，也很庆幸我没有一走了之。

大约在十一五十几分的时候，我看到从议会大厦方向的桥头走来了一个人——当时桥上几乎没有人了，所以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我竟然还没有发现，倒是那个坐在车夫位置的巡警看到了。他说那个人好像戴着礼帽——

当然了，游荡的平民是不可能戴礼帽的。

我马上盯着那个人，没有贸然上前。那个人慢慢地走了一会儿，大约在离我们不到五十码的时候停了下来，就在一盏明亮的路灯旁，我努力想看清楚他的脸，可是昏暗的光线中只有他下颌上浓密的胡须让我看到。

当他爬上了桥栏杆的时候，我猛地醒悟过来，并且再没有一点犹豫了——

我和那个巡警像猎犬一样，一边大叫着，一边朝着格雷爵士冲过去。但已经迟了，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就跳下了大桥。

我当时呼吸都要停止了，连忙探出头去——那个晚上月亮本来就被乌云掩盖着，而且雾气也开始升腾，黑乎乎的河面上什么也看不清楚，我隐约只能看见一个水花残留的痕迹。

我叫巡警吹响了警笛，然后脱了外套想要跳下去，背后的巡警拖住我，“河水很急，长官，”他这样说。很惭愧，他的话的确提醒了我，我刚才冲动地想要救人其实并不明智，我的游泳本事不好，而且我身上正发热，跳下去肯定会肌肉痉挛。

于是我咬咬牙，飞快地冲下了桥，来到河边。

可惜这个时候河面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了，桥头上聚集了不少赶来的巡警。我让水性好的脱下衣服游到桥的周围去打捞，还有几个找来了一艘舢板朝下游搜索。

我在岸边望着下游，宽阔的河面上静悄悄的，远处只有艘平底船……它没有动，似乎就停在那里，我看着它船头上隐约的灯光，就感觉是冥河上加隆的眼睛。

麦肯道尔先生，我敢发誓，那个时候我还一点也没有想到您的父亲的事，我只是在担忧格雷爵士——他生还的可能性非常地小，而我则面临着大麻烦。

我们忙活了半夜，从十二点弄到了凌晨一点，多亏那条停在下游的小型平底船“美人鱼之泪”号，船长看到了我们的马灯和巡夜灯，开过来向我们叫喊，告诉我们有尸体撞到船头，被他们捞起来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那具尸体竟然是您的父亲——爱德华？麦肯道尔爵士！

我们全都愣住了，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这个时候更让我惊讶的是，加达神甫从船舷那头走过来，他头发有些凌乱，脸上还有汗珠，表情略显阴沉。

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会在船上。“我请船长开过来的。”他这样说——对不起我忘记了那船长的名字。神甫向我解释，他猜到了格雷爵士会在威斯敏斯特大桥自杀，所以拜托这条船开过来，以防万一格雷爵士落水，好打捞抢救。

“但是为什么是爱德华爵士在这里？”我还是又惊又怒，“他不是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吗？”

“我不知道，”神甫很沮丧地摇头，“也许刚好爱德华爵士也看到了格雷爵士，他想救他，所以也跳进了河里。抱歉，我只是在猜测。”

我觉得再追问他显得很不近情理，他只是个神职人员，不是侦探，但是我总觉得他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我提出要搜查那艘船，他朝船长抬了抬下巴，告诉我们一切都可以找这个苏格兰人说，不过最好还是先将爱德华爵士的遗体收敛了以后再开始。这的确合情合理，但是那个时候去下游更远处打探的巡警们举起马灯都朝着我们船头急速地晃动，我立刻起身下船——格雷爵士的遗体找到了。

他被冲走的距离居然比爱德华爵士远不了多少。我们很快就将他捞了上来。他的脸色惨白，早已经没有了呼吸，穿着非常整齐。

就这样，我们带着两位爵士的遗体和一些没有解答的问题离开了案发现场。后来的调查持续了很久，但是能得到的线索少之又少。我曾经询问过和爱德华爵士一起留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那名巡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也只是告诉我，在蹲守的时候爱德华爵士建议他们两人分开在教堂周围走一走，寻找格雷爵士，所以其实他并没有跟在爱德华爵士身边，更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淹死在河里。我们最后只能认为，他在走到河边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跳下大桥的格雷爵士，于是不顾一切地想要去救他，但是遇到了意外。

顺便说一句，据说您的父亲游泳技术并不差，这让他有自信去干这样的事情——但是就像那位巡警劝说我的一样，剧烈地奔跑后扑进冷水容易导致筋肉痉挛。

下议院对于警方的调查一直跟得很紧，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两位议员的死亡直接关系到民众对那一届议会的评论，而我们又的确没有从中发现什么不名誉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的第一判断成了报纸报道的观点，后来虽然有些不好的揣测，可是那些证据更少，更不可信，只在坊间流传。在两位爵士的葬礼结束后三个月，警方也宣布了结案，那时您的母亲搬离了伦敦。

加达神甫一直都很配合我们的调查，他说过的找到真正案发地点的关键我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