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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刻，桓玄回来了。

桓玄的到来让陶潜没来由的惶恐。陶潜是希望见到他的，但现在子期死了，问题就变了，不再是桓玄见不见陶潜的问题，而是陶潜该怎么见桓玄。他是幕僚，本该听吩咐办事。桓玄杀了子期，这是他当时让子期进入府中的原因。手段干净利落，这杀手快得令人胆寒。这个举动成功地震慑了那些对他有所图谋的不怀好意的敌人，一些曾与桓玄乃至桓家人有过节的人已经在打包行李、速速离开是非之地了。桓玄的态度明确得像刀锋般狠厉，他绝对不容忍，绝对不放过。

这位魔鬼一般可怖的年轻王者，此刻笑脸相迎地站在陶潜的府中。他让下人先行通报，自己颇有风度地等在院子里。即便仆人是他的，院子是他的，连陶潜住的房子也是他的。

十来天前，子期正是站在同样的地方等着和自己告别。陶潜想到这里，一阵心酸，又一阵胆寒。他不是害怕，他是觉得寒冷，冰冷刺骨，一如杀人之手的残酷，鲜血淋漓，又偏偏故意深藏而不露痕迹。

“快请进。”陶潜连声吩咐。

“陶子，前些日忙于军务，怠慢了。希望先生不要见怪。”桓玄仍是那副礼贤下士的样子。他看上去非常疲惫，车马劳顿的痕迹一览无遗，但眼神却亮晶晶的，分外有神，分外清明。

陶潜只好报之以同样的客套。他说：“这些日子一直很清闲。我住着实在心里有愧。”他表示自己无用，不能为桓玄分忧。

“这些军事上的事情。有卞范之操心就够了。您是读书人，文章才是要务。我有好些诗文上的事情，想向先生请教。我的几个儿子，也希望先生能够辅导。他们纵然早晚会上疆场 ，却不可以不懂得诗文。”

这是要把他当做私塾先生了。陶潜并不想插手军务，也讨厌政治。他问桓玄：“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教给他们。诗文与实务是想通的，写文章的人，需要相信他笔下的道理，在实践中去施行。文章并不单单是白纸黑字，亦是实实在在的一言一行。如若不能够做到文如其人，言行合一，一套空洞的文章，不学也罢。”

桓玄迟疑了会，笑道：“先生坦诚。只是，您不了解我。先生文章中推崇的光风霁月，我也是心向往之。”

陶潜看着他一脸坦坦荡荡，倒真不是心有愧疚的样子，心里更是沮丧：“因私愤而杀人，不顾公义，这怎么能叫做贤明的行为。我不知道您所向往的是什么，也自问没有能力辅助。”

“子期的事，你不明白。”桓玄倒是单刀直入，“他改名来我这里，本就居心不良。如果我不动手，势必会为他所害。

“这些政治上的党同伐异，您无须理会。现在司马道子的昏庸使得朝堂上无一人可用，官员们庸碌无为，贪得无厌。孙恩起事几个月了，杀了刺史，一路眼看着就要去都城，那司马道子却因为忌惮我的实力，偏偏冒着生灵涂炭的风险，不让我带兵平乱。我所向往的，也不过是政治清明，贤者能够得到重用罢了。”

陶潜说：“子期未见得是心存不轨。他的父亲不可能同意让他冒险，他必定是私自离家。他还年轻，可能真是为了投奔你才来此，不想遭此毒手。”

这话已经是在指责了，桓玄并不生气：“我要做的事情，容不得一点闪失。他必须死，而且，他的死会告诉世人，这一招不管用。该来的便来，我与仇敌之间必定是你死我活，没什么可谈。”

“那么你可有他谋害你的把柄？一丝一毫，能够证实你的猜疑？”

“你仍是不明白。无须等他动手。他既然是王家的人，即便他今日不动手，合适的时机到了，他便一定会动手。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心用。况且，正好可以借他的死，来安定蠢蠢欲动的人心。”

陶潜叹息：“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呢。我自问饱读诗书，对这谋划人心的事，却是一点也不懂得。我不能够教你的孩子。”

“既然要建功立业，做事便一定要够牢靠。天下的功业都是这么成就的。你怎么连这样的道理也不明白？哪一个贤明的君主，手中不会有无辜者的鲜血呢？”

陶潜悚然一惊：“君主？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野心？”

桓玄也叹气：“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五岁。这个朝廷不可能容得下桓温的后人。我必须自谋生路，这是从小就注定的道路。我刚从桓伟那里回来，哥哥忠厚，又胆怯，桓家的家业不能够败在我的手里。

“陶潜，你是个书生，不会明白戎马倥偬的辛劳，也不能够理解，天天在风雨和杀戮中生活的人有着怎样的追求。”

他突然有了主意，喜笑颜开：“这样吧，既然你不愿意讲解诗文。那便做我的使者，去一趟都城吧。皇上再次拒绝让我带兵平乱，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回了，总需要个去领旨谢恩的。你去体会体会，我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

陶潜大吃一惊。这种表现却让桓玄哈哈大笑：“你放心，你我之间没有仇怨。况且，我不可能杀一位隐逸的名士，这会坏了我的名声。”说罢，便径自转身离开了，没有给陶潜一句半句分辨的机会。

这个人令人捉摸不透，他残忍，但居然有孩童般的稚气，行事狠厉，却坦坦荡荡，理直气壮。对那些逆耳的言论，他听了，也不会生气，心胸着实宽广。他给自己安排了无数的事情，每日操练军士的任务却必定亲力亲为，他的将士是由他带出来的，其余的将领不过听他吩咐。他是热血的，精力充沛的，敏锐的，热情的，也是野心勃勃的，极端理智的，绝不心软的。在他手下做事，很容易被他的一腔热血所感染。他对自己高度严苛，生活极端自律，几乎榨取了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朝廷的打压越激烈，他反倒越来越有斗志，越发拼命。

陶潜这就要开始仕途中头一次的信使生涯。

桓玄给他安排了马车、仆从，备好的充裕的食物。出发这一天，恰好还是一个好天气。

陶潜带着不多的行李，坐上了马车。他问仆从，桓玄是否也是坐马车出行。仆从一边赶车，一边回答，桓玄从不做马车，他向来骑快马赶路。府中有专门的马夫，兽医，来照料那些疲于奔命的马群。

马车只行走了一天，陶潜已经感到劳累，颠簸的木板一下一下磕在他的身体上，震得他骨骼发酸、发疼。当晚他们在临江的一个驿站暂时歇息。驿站里空荡荡的，只有简陋的锅盆和一些柴火，仆从熟练地去江边打了一盆水，又点了柴，准备烧水煮食。

夜里的星空格外的明亮。陶潜看着天上的明月，和闪烁的群星。天地之间，仿佛只有他一人，而他一人，独对着浩瀚无穷的天地，是那么渺小，微不足道。他问自己，这就算是为理想而奔波了吗？可是理想是什么呢。他的身上携带着桓玄的信件，那是回复朝廷的一封空洞无物的感谢信。朝廷不会让桓玄领兵平乱，这是已成定局的事情，他这一封信，或者更多封信，不可能改变什么。而桓玄的厉兵秣马，绝非为了平乱。他已经明白了这个人的狼子野心，那么，他这一路的奔波究竟是为了什么。

由于陶潜拒不答应做桓玄家的私人教师，他被派遣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仕途的第一年，他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辛苦的长途奔波中。桓玄让他体会车马劳顿的辛苦，他的确体会了个够。人在羁旅中最易感到孤独，也最容易觉得无助，他只觉得人生像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不断地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而路上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喝酒聊天的朋友，也没有嬉戏身前的稚子，更没有端茶送水的妻子。在长路奔波的时候，他也会去想，桓玄是为了什么？桓玄比自己更加辛苦，更加疲惫，这种身体上的劳损只会有增无减，加之性命的威胁。这样的人生，陶潜只觉得他的困惑日益加深。

有时候，陶潜觉得太辛苦了，太孤独了，他会想，也许桓玄要比自己意志坚定、忠于理想，但等他摆脱那种虚弱的念头的侵袭，他对自己说，建功立业固然是要务，却不是第一等重要的事情。不能因功利心而丧失本心，不能因为生逢乱世，便行事也不顾准则，百无禁忌。

他最想念亲友的时候，是风雨阻断了回程之时。凄风冷雨里，河道水流迅疾，船儿一耽误便是数日，甚至数十日。他困在路中，哪里也不能去，就想念起曾经躬耕的日子，每一日风雨无阻地下地、耕种，然后荷锄归来，每一天都工工整整的，像是从前一天复制而来，长短，大小，严丝合缝地一致。他在规律的重复中寻得了内心的宁静，仿佛和自然中的万物融为一体，朝起夕落，平静接受生命的老去，直至最后终点的来临。

行路之人，有河不能渡，却偏偏要渡。风雨阻断前路，却偏偏要行。陶潜觉得这是在违逆自然，违逆天命，而天命不可为。

这些道理，他想了整整一年。家书突然来了，是急报，母亲病危。

陶潜赶紧辞别了桓玄，收拾行李，匆忙地往家中赶路。他不敢耽误片刻的时间，但终究是晚了。那是他人生中格外灰暗的一个清晨。他终于抵达家中，母亲已经过世。

他必须得回家了。这一回便是三年。他守孝三年，三年里从未离开过浔阳，每日躬耕，重又过上了那日复一日的规律生活，单调，平静，而这期间，桓玄一刻也不曾停歇，他平了叛乱，挥军北上，杀了司马道子，如愿以偿地将朝政揽在自己手中。

时不我待，桓玄倒一步也没有慢下，甚至快过了他那个天才般的父亲。在卞范之的推波助澜下，他废掉晋帝，称帝了。陶潜想起初见时卞范之的那一番警告，他说他的理想是取而代之，原来不仅仅是取代司马道子，竟然真真是改朝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