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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的冬天,我一直在生病。那年的圣诞节,弗雷德(亨德尔)回复了我之前寄送给他的手稿,送了些异域植物,写信给病重的我让我振作。”泰勒曼说,“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的生活也非常艰难,倘若我那时知道的话,我必然不会仅仅是表达感激。那时的我读到报纸上的报道,知道了他九月为荷//兰的安娜公主演奏管风琴,十二月按时返回伦//敦。我以为他已经用他强壮的身体底子与倔强的个性战胜了之前的挑战。”些许停顿,泰勒曼说道,“在协会这些年,通过阅读传记,我才知道1750年六月他已经立下遗嘱,他的视力已经极度恶化。次年,也就是1751年,他的左眼失明。”
“1754年,我病得非常重……坊间开始流传一些流言,说年迈的泰勒曼1754年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3岁。然而那时我确乎无暇管理身外之物。同年,亨德尔又给我邮寄鲜花,然而花被原样退回了英//格//兰,邮差报告我已经去世。”泰勒曼说,“无奈我无从知晓他那时的反应。在我疾病稍好之后,那年的九月末,我收到了他的来信。我不能形容这封语气平淡的信给我的触动,虽然仅是寥寥数语,但我无法不热泪盈眶。——安东尼奥,你介意我为你读读这封信么?”
“当然不,“维瓦尔第说。“无数的为你们做传的学者都引用过这封信。我并没有看到鸡毛蒜皮的絮叨。”
稍后,泰勒曼找来一本1981年Jost Hermand编辑的《德国//作曲家书信集》,翻开读了起来:
“伦敦,9月29日,1754年
先生,
我已经为你准备寄送异域植物有些时日,直到Jean Carsten船长告诉我说你业已去世。你不能想象这句话对我造成了多么极度的影响。之后我欢欣鼓舞地发现你一切安好!还是那个Jean Carsten船长,刚从你那里来,告诉了我这个天大的好消息,而且你还给了他一份你想要的异域植物的名单。我怀着极大荣幸接受这一请求,我花了巨大努力去寻找它们,你将拥有列表上的几乎所有植物。考虑到Jean Carsten船长直到12月份才会发船,我已经确保他将用从这里开出的第一艘船将你的植物送去,你将会在你的包裹上看到这位船长的名字与船的名称。我希望我这份微薄的小礼物可以博得你的喜欢;我祈求你善良地告诉我关于你身体状况的消息,我希望你一切安好;同时我希望你的一切都繁荣兴旺,我笃信着这一点。
你谦卑顺从的仆人,
G.F.亨德尔”
“我那时的感动难以言表。”读毕,泰勒曼抿抿嘴,“无奈当年我老眼昏花思绪混沌,我察觉到了这封信并非亨德尔亲笔所写,他的签名也没有往常流畅…… ……然而我并没有多想!直到近些年,阅读传记的我才后知后觉:1752年之后他已然全盲,这封信是他口述的……!”
1753年,亨德尔伦敦朋友James Harris的家庭信件
“你问我可怜的亨德尔怎么样了。我在向他支付他的清唱剧的收入的时候看到了他……我在目睹他第一眼的时候就忍不住痛哭。他彻底垮了,苍白,无力,年老,眼盲,在一切方面都不能更糟了……我被告知,在歌剧Samson的咏叹调‘全食’上演的时候(1753年5月21日),他像婴孩一样哭泣。感谢上帝我没有目睹那一幕!”
【全食!没有太阳,没有月亮!
黑暗掩盖了正午的阳光!
哦,荣耀之光!再也没有欢喜的日光
照耀我的眼睛迎接新的一天!
上天啊!为何夺取我的视力?
太阳,月亮与群星从此于我皆是黑暗!】
——亨德尔《参孙》,参孙的咏叹调:全食
(注:此幕中本是大力士的参孙因泄露天机,被非利士人挖其双眼并被囚于监狱中推磨。)
“就是处在如此悲惨境况的他,依旧惦念着我的一切,尽力满足我的请求!我的心怎么不能够大大地羞愧!”
落幕
1755年,泰勒曼的长子Andreas去世,年仅四十岁。失去父亲的7岁的麦克尔(Georg Michael Telemann)来到了汉堡的祖父家,与已经74岁的祖父一起生活。照看年幼的麦克尔或许是年老孤寂的泰勒曼晚年仅有的几项乐趣之一。在祖父的教导下麦克尔开始学习音乐,结识了年轻的前辈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埃尔·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的儿子,老泰勒曼的教子)。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小泰勒曼和小巴赫一直来往频繁,祖辈的友谊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延续下去。
1756年到1758年,同是古稀之年的亨德尔身体和精神状况似乎都有所好转,邻居们听到他在演奏大键琴,并且“你的老朋友亨德尔看起来丰满、庞大并肥硕。(援引James Harris,17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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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我在刊物上看到亨德尔最新的画像,由Thomas Hudson所绘制。尽管年事已高,他还是那么健硕,神情与早年一样辨识度极高。他的桌子上摆放着弥赛亚的手稿,而他望着观众。”泰勒曼回忆道,“然而每个注意到他那涣散眼神的人都不由得感到心痛——可怜的作曲家在全然的黑暗中已经生活了多年。1758年他接受了那位江湖郎中John Taylor的眼科手术,”泰勒曼哀叹道,“倘若那时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个消息该多好!我如何都会尽我全力阻止这次手术的发生!我如何才会忘记,6年前的1750年,我可怜的老朋友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被这位赤脚医生的花言巧语所唬惑,满怀着复明的希望接受手术——然而手术不仅没有让老巴赫的视力好转,手术的并发症使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几个月以后,他在莱比锡的家中去世。如今我另一位可怜的老朋友亨德尔也被哄惑……八月二十四号,John Taylor报告对亨德尔的手术成功,然而很快被证明这是骗局。”
“讽刺的是,这位John Taylor‘医生’晚年在眼盲中度过,并在贫困中死去。”维瓦尔第安慰道。
泰勒曼感慨片刻,继续说道,“但至少从外界看来,亨德尔的健康并没有因此特别受影响。从1751年到1758年,他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各种挽救他视力的方法,但每一次都果不其然地最后以失败告终。或许他早已经知道命运的安排,只是依旧倔强地不肯放弃。1759年4月6日,他出席弥赛亚当年乐季最后一场演出;7日,报纸报道他即将照例去英国巴斯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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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亨德尔终究是过于虚弱而无法成行。一周以后,也就是1759年4月14日,他死在了伦敦的家中。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有6年无法上台指挥,7年无法创作任何新作品,8年生活在完全的黑暗之中。最后的时刻,陪伴在他身边的是James Smyth先生,一个居住在亨德尔家附近的香水商人。在亨德尔最后的几年中,Smyth先生的香薰一直安抚着这个旅居海外五十余年的孤苦伶仃之人,让病人躺卧的房间尽可能充满愉快的香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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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的好友一个连接一个死去,我也知道我时日无多。巴赫1750年,皮森德尔1755年,亨德尔1759年,格劳普纳(Christoph Graupner)1760年。”泰勒曼回忆道,“亨德尔死后,我依旧照例耕耘我的花园。当年他赠予我的植物,已经郁郁葱葱。麦克尔也长大了,那时他15、16岁,正是我当时结识那个赠予我鲜花的人的年纪。我看着年轻的麦克尔,他对音乐充满着热情,多么像当年的我。这一切仿佛就如同轮回。唯一不同的是,当年那个帮助我从自暴自弃的绝望道路上挽救回来的人,再也不在了。有的时候我仍默念着60年前,在哈雷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阅读的诗篇第六篇……‘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濕透。我因憂愁眼睛乾癟,又因我一切的敵人眼睛昏花’……然而再也没有人来鼓励我坚持祷告。”
“我比起巴洛克晚期的任何一位作曲家都要活得长久。巴赫去世后,这个时代已然结束。亨德尔死后,我虽然还在呼吸,然而我却感到我的一切都不再属于这个尘世。1740年以后我基本不再怎么作曲,只是与晚辈们的联系让我有时觉得我依旧与这个世界有所联系。1765年,当我完成《艾诺》康塔塔后,仿佛艾诺,我感觉我也要投入海洋静谧的怀抱之中。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埃尔,正值青年的小巴赫,常常与我家麦克尔来信,商量着接替我汉堡乐长一职的事宜。我已生无可恋。”
“1767年的6月,我的胸腔剧烈疼痛。我一笑而之,因为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惦记着花园里的那些花儿,它们的故国主人最后的旋律常常在我脑中回响,那是1757年的春天,亨德尔的清唱剧《时间与真理的胜利》首演,其中美神的诀别……”
守护天使请护卫我,
美德的道路请引导我,
当我告别尘世前往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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