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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世间再也无法欺骗我，

也不再有无端的激情悲恸我，

一切归于信仰、希望与爱。

1767年6月25日夜，86岁的泰勒曼在汉堡家中逝世。他的教子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埃尔·巴赫接任了他在汉堡的职务。他的孙子格奥尔格·麦克尔前往拉托维亚的里加大教堂担任乐团指挥，在那里，麦克尔上演了他祖父的21部受难曲，被认为是他祖父音乐的守卫者。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好友虽不特别多，却也不少。然而，说到底，我却最为珍惜我和亨德尔的友谊，即便在我们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远隔重洋，只能靠书信与无言的花卉来传达音信。”泰勒曼感慨地说，“其中原因很难道清，然而我自以为这与我们在我们年少时期懵懂之时就相遇有关。我立业后，也有许多人接近我、向我示好，然而我保守敏感的内心却很难区分他们是真心还仅仅出于工作上的礼节甚至是别的需要。然而，亨德尔却不一样。1701年的时候，我不是汉堡五个教堂的乐长，他也不是汉诺威王朝的御用作曲家……我们只是两个过气了的‘音乐神童’----倘若我们的幼年确乎有点小成就的话-----被家里人寄予光宗耀祖的众望，在被安排的人生的道路上愤愤不平却毫无气力反抗。是他让那个几乎决心放弃音乐逼迫自己学习法律的20岁的我找回勇气，让懦弱的我勇敢地饮下音乐的毒//药。”略微忏愧地，泰勒曼说，“究其一生，如果褒奖地说，我是个老好人；不客气地说，我是个闷气的包子。如果没有他的雷厉风行与执着强硬，没有他的果敢与怒火…… ……没有他的我，恐怕只会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律师，在家乡马格德堡碌碌无为地终老……”

“诚然，在我们俩事业的黄金时期，我们的友谊不再是少年时期那么纯粹。很多时候，我怀疑在繁文缛节装饰的各类文书下，他还是不是当年的他，我还是否是当年的我。”泰勒曼说，“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追名逐利勾心斗角的生活永远改变了我们。我只是不确定，我还能不能拥有一个好朋友，我可以不顾及身份，不顾及脸面，不顾及礼仪地，向他倾诉衷肠……音乐的交流让我窥探到他冷峻的外表下寂寞敏感的内在，然而，这一切都离私下交流太为遥远。他在伦敦，生活在聚光灯下；我在汉堡，生活也没有什么隐私，家庭的丑闻一传万里……”

“如果说我曾经有一个久已有之却终不得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在我们俩成年之后有一次机会，能够像我们大学时期那样，哪怕是一个周末，远离公众偷偷相聚，面对面说上几句话，哪怕是一个上午也好……然而英吉利海峡让我的希望化为泡影。晚年的时候，当我万念俱摧在园艺中排遣悲伤的时候，当我发现事业坎坷的他也拾起相同爱好的时候，虽然身为公众人物的我们再也无法在信件里写下当年私人的语句，但在默默无言的一批批植物与随之交换的手稿中，我确信我们都能感受到花卉与音乐里包含的无言的心绪……六十年前哈雷小镇那两个少年的影像渐渐模糊，如今冰冷印刷的一幅幅画像缓缓隐去，所剩下的，是那些纤弱花枝的无言倾诉：它们皆是异域植物，旅居异国多年，虽遭艰难困苦，却从不曾言语，只是默然地年复一年地开放，给世人并非尘世一般享乐所能及的平和与喜乐……睹物如睹其人，他所赠予的植物，在他还在世时，安抚我的内心；在他死后，它们渐渐成为他生命的延续，每一草叶一举一动都似呜咽啜泣，生生打在我心头……”

“我辞世之前，委托我的朋友们照顾我们的植物们。它们将在那里继续生长，纪念我们早年萌芽却最终只能存在于无法触及的书信之中的友谊。”泰勒曼说，“无奈我们共同的好友马特森在我去世之后五年也辞世了。我的小麦克尔更是远赴拉托维亚不曾归来……我们的友谊的见证，那些植物们，就如同我们的生命，如同我们耕耘的音乐，如同整个巴洛克时代，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合上手中的书，泰勒曼试图平静自己的心情。维瓦尔第也为之动容，“菲利普，你们的友谊并没有随着当年植物的枯萎而消灭。你们的音乐永远见证着你们终生的友谊。如果谁没有看出《水上音乐》与《汉堡潮汐》其中仿佛遥相呼应一应一答的乐思，如果谁忽略了你们器乐作品里常用的朦胧的相似——也许我不必举你的《餐桌音乐》与亨德尔的《示巴女王》里的利都奈罗织体的相似，因为这样的例子不胜其举——那么他就忽略了音乐史上最为伟大纯净的友谊之一。”

“谢谢你，安东尼奥。”泰勒曼说，“如果说存在于我们音乐中的友谊属于世界，存在于草木中的友谊只属于我们二人，即便我们多年不曾相见……”

“菲利普。你们到底要聊到什么时候？我和德国海象回来都有两个小时，接着我俩把午饭给做了……现在饭都要凉了！”忽然间房门被一声怒喝震开。穿着围裙的亨德尔走了进来。

眼眶泛红的泰勒曼和完全没有回过神的维瓦尔第，还傻愣愣地坐在泰勒曼汉堡纪念馆的纪念品商店的收银台背后。

“英国海象不要吼。”巴赫走了过来，他试图走进房间，然而狭小的门（和过于肥胖的亨德尔）把他卡在了门口，“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估计你们也饿了。吃完饭再聊吧。你们还有两周多可以好好聊呢。”

泰勒曼看看饿得够呛的亨德尔，又看看一脸无奈的巴赫，再看看身边被自己的叙述感动得有些神志不清的维瓦尔第，思考了一下，才想起来这并非1761年的汉堡，否则他们应该都已经去世了。不对，泰勒曼又想，事实是什么呢？256年前，他在这栋房子楼上的那间卧室——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今晚即将入住的那间——去世的。所以安东尼奥应该觉得毛骨悚然。但是也不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应该在自己今天早上开门的时候就被吓跑了。好像也不对，难道不应该是自己打开门发现两个比自己早死了十载有余的人出现在家门口……？不，似乎也不太对，为什么惊吓的开头不追溯到安东尼奥上周从威尼斯去莱比锡找塞巴斯蒂安汇合的时候难道巴赫先生不应该说：“唷!维瓦尔第先生！您不是已经去世9年有余了么……”

仙馔密酒

2011年，德//国汉堡，彼得路39号，泰勒曼纪念馆。

当泰勒曼和维瓦尔第终于在餐桌坐定，被餐桌上典型英//国食物的独一无二所“印象深刻”的时候，两人终于从伤感的18世纪的怀旧之中回过神来。

大概所有阅读过亨德尔传记的人都会记得这位“大熊”般的作曲家（罗曼罗兰语）一则轶事：“亨德尔来到餐馆，点了三份菜，服务员只上了一份就不上了，于是亨德尔找来服务员问为何。服务员说他得等亨德尔的两位客人来了再上菜，结果亨德尔回答道，那三份菜都是给他一个人吃的。”现在巴赫和维瓦尔第都已经做好准备决心目睹亨德尔吃三人份的壮举了。亨德尔果然从烤盘里挖了三份炸鱼与薯条，三份鳗鱼冻（Jellied eels），三份仰望星空派（Stargazy Pie）。正当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确信他们即将看到这位虎背熊腰的贪食者狼吞虎咽之时，亨德尔把盘子里的三分之一分到了泰勒曼盘子里。

泰勒曼看着自己盘子里的（除了“美味”之外，其他形容词都可以适用的）鳗鱼冻，感觉自己变成了泰勒鳗(？)。尽管他知道亨德尔一定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准备了这些菜。

“绝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吃三人份的，”亨德尔看着一脸怀疑的巴赫和维瓦尔第哼哼道（虽然不能肯定巴赫与维瓦尔第怀疑的原因是没有看到亨德尔吃三人份，还是这些食物的可食用性），“只有少数特例：菲利普在的时候我吃两人份；小约翰（指皮森德尔）也在的时候我吃一人份！”

察觉到这些漫不经心语句背后含义的维瓦尔第忍俊不禁。泰勒曼也笑了起来，“弗雷德，难道你吃两份的时候，每一份不是3/2倍正常人饭量的那么多难道你吃一份的时候，每一份不是都有3倍正常人饭量的那么多”

“什么鬼？！”亨德尔把一块鳗鱼冻往盘子里咚地一丢，“哪……哪里有……”涨红着脸，他的混杂法德意三国口音的英语又变得含糊不清，“你们都听着！当年我一人点三份的时候，心底里哪次不希望身边有两三至交好友陪伴，与我一起分享……”看着维瓦尔第笑个不停，亨德尔察觉到了什么，“——菲利普，你今天早上和红毛到底说了什么？”

泰勒曼这才想起来他早上动情的描述，脸不禁红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向安东尼奥把我的自传有侧重地大致念了一遍。”

“尽管我并不知道具体的内容，”巴赫微笑起来，明白了什么，“但是我似乎知道这些侧重的内容。——安东尼奥，”（维瓦尔第非常欣慰，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手里的哈吉斯（haggis）苏格兰风味羊内脏包放了下来），“我猜测菲利普并没有告诉你故事的后续。而且我猜测菲利普自己也不知道——弗雷德老兄，您希望我讲讲20世纪初我们在协会的故事么？”

“行行行，讲讲讲！”话已至此，亨德尔无计可施，鼓着腮帮，他顺手把维瓦尔第放下的哈吉斯羊内脏包抢了过来（“你不吃我吃！”），“都是些老生常谈……废话连篇！”

巴赫没有理会气急败坏的亨德尔。“那时是20世纪初，弗雷德与我时年在协会，而菲利普与安东尼奥尚在林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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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富有偏见的科学。当它偏爱一个人的时候，它充满妒嫉地爱着他，除他之外再无他人。自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伟大被世人所承认的那一天起，他所生活时代的其他伟大之物全然变得几乎一文不值。即便亨德尔具有与巴赫相当的天才与更为瞩目的成功，这个世界从未原谅过他的莽撞。其余的都湮没在尘埃之中；恐怕这些尘埃之中没有哪一颗像落在泰勒曼身上的那么沉重，一切都是对于他在世时对于巴赫取得的傲睨一世的胜利的报复。”

当1922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故国音乐之旅》（A Musical Tour through the Land of Past）写下上述语句的时候，或许并没有很多人具有同感。自从1832年泰勒曼的《耶稣之死》的演出落下帷幕，直到20世纪，再也无人问津过这位作曲家和他的音乐。

20世纪初，人类共同回忆录实体化个体联合协会地域。

亨德尔烦躁不安地踱着步。古旧的地板被踏得吱嘎作响。过去的这些年，他和巴赫的关系越来越差，或者说，从来没有好过。在世的时候，他何尝不知道巴赫为了见他一面付出了多少努力，然而他宁愿闭门不见；现在，被这位德//国本土农民时时刻刻踩在头上的滋味更是不好受。

罗曼罗兰的书很大程度上激起了这位作曲家的共鸣。亨德尔可能不是很高兴看到罗曼罗兰写他“长马脸，随着年龄增长变成牛形，并逐渐被脂肪所淹没”、“这一大团肥肉在发怒时气得乱抖”（虽然富有自知之明的他并没有驳斥），但读到关于他旧时朋友泰勒曼的一段话，让他悲从中来，又似有无名怒火无处可施。

1867年的6月25日夜，刚来到协会不过8年的亨德尔一夜无眠。他来到协会的港口，戴上刚配上的眼镜，手里捧着一束白里透粉的秋海棠，向着水天交界处的薄雾眺望。当月亮逐渐落下，启明星渐渐浮现，他没有丧失希望；当26日的晨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之上时，他依旧屹立在那里。

1867年夏末的亨德尔大概花了小半个月才勉强说服自己接受他的老朋友没有出现的事实。他震惊、暴怒而又质疑，如何也想不通为何人类共同回忆录没有选择那样一位“从法国到俄罗斯家喻户晓”、“值得一切嘉奖”的“无与伦比的大师”。大半个月后，亨德尔坚定而固执的各类质询终于有了结果：他永眠之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邻居、时任英//国馆馆长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告诉亨德尔他的好友目前在林勃。

林勃，这是什么鬼？亨德尔听完解释之后，不但没有如释重负，反而愁眉不展。“他们并无罪过；但即使他们有功德也无济于事”…… …… 但丁的诗句又回荡在他脑海。这怎么可能？！他的功勋难道还需要考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平息怒火之后，1867年年末，亨德尔设法与在林勃的老朋友取得联系，希望平复他的心情。花卉与信件，经由信使之手，像两个世纪前一样传递。老朋友依旧在信件中语调不惊，优雅得体，却一次比一次惜字如金。每每他仅感谢鲜花，问候在协会的友人，却从不提及自己的状况。那年圣诞节，亨德尔照例送去一篮鲜花，样式与1750年的那篮丝毫无差。泰勒曼从林勃的回信很快就收到了，依旧是礼节性的只言片语，然而似乎因为被水打湿而变得皱皱巴巴的信纸和模糊的字迹，似乎暗示着事实并非信上所写的一切安好。

当马特森1740年评说“吕利闻名于世，科雷利值得称赞，但仅有泰勒曼一人高于他们所有”时，他并没有说错；然而那都是18世纪的过眼云烟。19世纪的学者并不这么认为：

“（泰勒曼）以他孜孜不倦的乱涂乱画，倾倒无数作品；它们不过都是工厂货色，毫无艺术可言。”（Hermann Mendel，1878）